前面说过，日本政府设立满铁，根本目的在于控制东北交通动脉，并不断沿着交通干线，扩展殖民统治范围。满铁图书馆为满铁会社的业务服务，平时便是为这类殖民活动提供资料，而到了战时，则为军方提供情报。这些活动，有一些记录在满铁图书馆的公开出版物上，当然，是作为他们的工作业绩记录的。比如，1932年6月，"九·一八事变"之后不到一年，奉天图书馆馆长卫藤利夫就通过广播讲话，津津乐道地公布了他主管的机构为这一事变所做的贡献。这篇讲话曾以《满洲事变与图书馆》为题发表在《书香》第39号上。
在这篇讲话里，卫藤一连讲了几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世界舆论哗然，为了让西方了解日本和满洲的特殊历史，奉天图书馆向关东军司令部建议，把以日俄战争为题材、宣扬日本武士精神的小说《肉弹》（樱井忠温著）的英文、法文译本，赠送给驻在沈阳的外国头面人物。用卫藤的话说，就是借助《肉弹》这部小说，对这些西方列强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一次有效的历史启蒙。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31年年末，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东北政府所在地临时迁往锦州，而日本军队仍然紧追不舍。据卫藤说，一个夜晚，一位关东军青年参谋来到奉天图书馆，查找中国出版的辽西地图，该馆平日积累的中国东北各地地方志此时派上了用场，那上面的地理形势，虽然描画得不够科学，但山川古迹、庙宇佛阁，都标志得清楚，让那个查找者，亦即关东军青年参谋高兴得拍案呼叫。第三个故事，也是发生在夜晚，有三个日本男子，前来查阅有关"黑龙江洲教育制度"的资料，要求在图书馆阅览室彻夜工作。卫藤给他们施以方便，彻夜开着暖气、电灯，拂晓时分，完成任务，卫藤送他们走出图书馆，望着他们的身影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冷中远去。按照卫藤的描述，这三个日本男子衣衫蓝缕，貌似中国苦力。他们为何如此装束，卫藤没有说明，但显然是知道他们的特殊身份和使命的。
卫藤的文章还特别介绍说， "九·一八事变"之后，奉天图书馆的气氛整体发生改变，已经由一个读书消遣的地方，"一变而为王道思想的讨论场，国家哲学的大坩埚"。卫藤为此而兴奋，他说："一个国家，比日本本土、包括台湾、朝鲜在内的领土大过两倍的大国家，在世界环视的焦点中诞生，这是多么宏伟的事业啊！"卫藤所说的国家，当然指的是满洲国，他发表这篇广播讲话的时候，正是这个傀儡政权发布"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之后不久。
在这里，似乎有必要说说卫藤利夫其人。这位满铁图书馆的重镇，1883年出生于日本的熊本县，少时以优异成绩考入第五高等学校，也就是帝国大学的预科，在学期间，遭逢外务省官僚栗野慎一郎利用特权安排子女转学事件，参与了五高学生组织的抗议运动。文化人类学家山口昌男的文化史著作《败者的精神史》（1995，岩波书店）记载到这次学潮，说五高的校长和教导主任引咎辞职，但没有给予学生处分，所记与事实有出入。据中见立夫《卫藤利夫与〈鞑靼〉》（1992）一文说，五高的这次学潮领头人物确实没有受到处罚，但只有一名参与者，即卫藤利夫被迫退学，那时离他毕业仅有几个月。这使卫藤失去进入帝国大学本科的资格，只能以不授予学士学位的"选科生"身份进入东京帝国大学。1912年肄业后，因为无资格和东大精英一样在政界、财界出人头地，卫藤只好靠翻译投稿谋生，直到1915年获得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职员职位，才有了稳定收入。1919年7月，他辞去东大图书馆职务，进入满铁大连图书馆，1920年即成为满铁奉天图书馆的主管，直到1940年退休，前后整整20年。在卫藤的主持下，把一个仅有六千册藏书的简易图书室，建成拥有堂皇建筑、数十万册藏书、可与大连满铁本部图书馆比肩的图书馆。而卫藤本人，除了领导图书馆工作，还研究学问，著书立说，先后出版了有关图书馆业务的《图书分类的逻辑原则》、研究明清时代欧洲传教士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的专著《鞑靼》，以及随笔集《短檠》等。执掌奉天图书馆的20年，是卫藤利夫人生的黄金岁月。在日本国内的坎坷际遇与在殖民地的顺遂得意，似乎是这位反抗官僚特权的热血青年转而成为殖民主义热烈拥护者的原因之一。
在图书馆的位置上，协助殖民侵略战争，卫藤不仅态度积极，而且相当富有创意。"九·一八事变"期间，他在图书馆内设置了"满蒙时局文库"，把有关中国东北、蒙古的文献汇集一室，目的是向国际社会传送关于满蒙与日本特殊关系的"正确"认识。《书香》杂志第34号专门刊载了这个文库的照片，照片下的说明写着：对满蒙的正确认识从图书馆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