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公司是为当时最热门的事情。一份执照，一个皮包，一部电话，就是一家公司；一张名片，一个帐号，一次倒卖，就能赚得钵满盆满。前5个月，北京新增公司700家，上海猛增公司达3000家，深圳国贸大厦里云集有300家公司。到本年年底，全国公司达万家，其中官办公司成为热点――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级各类公司达2万家，逾千名党政官员在其中兼有职务。
深圳，一年轻人狂轰滥炸下，拿到可进口20辆“尼桑”轿车的批文。一辆一万，批条卖给某经营部，顷刻间获利20万。可黄雀在后，经营部将20辆“尼桑”每辆加价3万元转手倒卖，猛赚60万。
广西，某港口5万吨进口尿素，6个月未离港，反复炒卖，涉及60多个单位，其中绝大多数的公司与农业无关。
天津，蓝天六必治牙膏厂，年用铝材1000吨，在全国有色金属订货会上，竟然没订到一吨铝材。国家牌价一吨铝四千四百元，但有价无货，私下交易每吨上万。牙膏厂上年创下五百万纯利润，今年光购买原料就需多付六百万。一百万差额让厂长愁眉不展。
沈阳，一年间七个政府部门到名牌产品“双喜”牌压力锅生产厂，以出厂价调货。生产压力锅需要的铝锭，原本四千1吨，经过“官商”加码，到厂里涨到五千五。压力锅厂的厂长几近崩溃。
不完全统计，1987年至1988年的价格双轨制，差价总额达几百亿元，许多双轨制的价差落入了民营企业的口袋。“官倒”变为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10月，国务院作出清理整顿公司决定，实行政企分开、官商分开，惩治“官倒”：重点清理整顿1986年下半年以来成立的公司，特别是综合性、金融性和流通领域的公司；严格执行中央、国务院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干部不得经商办企业的规定；严禁转手倒卖国家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所有公司必须依法纳税；严格公司审批手续。
“官倒”只是市场经济中一次过渡和失误。在今后，权力与金钱间再没有如此肆无忌惮地划上等号。可更严酷的市场环境却等待着民营企业。经济生活中“治理整顿”成为工作重心，这也是此后两三年民营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之一。
民众的疯狂好在没有蔓延到政治高层，领导人依然深思熟虑的思考着解决私营经济的办法。
上年10月，新华社一份调查材料呈送入中南海。材料反映了一个倾向性问题：三中全会后，温州私营经济迅速发展，一些私营企业主患“百万恐惧症”，担心生产经营规模扩大会使自己成为“阶级敌人”。他们心事重重：有的怕露富，凡涉及资产问题，总是守口如瓶；有的悄悄抽走资金，找借口压缩生产规模，辞退雇工；有的则将获取利润不再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购置高档奢侈品，建造豪华的住宅，不一而足。
与此同时，河北邯郸冯连印事件也震惊高层。冯连印办了一个商店，但戴上了街道办事处的“红帽子”。然而，当他用自己的五万元还完贷款后，被法院以诈骗、贪污罪判处死刑。领导人当即批示：“迫切需要拟订私营企业管理条例，以便有所遵循，私营企业主也可放心依法经营。”随即，为私营经济立法，迅速提到议事日程。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私营经济”出现在中国根本大法中。宪法第11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营经济后，首次在宪法上重新确立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