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杯成为邓中翰人生的一个里程碑。随后，他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六年间，他取得电子工程学博士、经济管理学硕士、物理学硕士学位，是该校建校130年来第一位横跨理、工、商三学科的学者
9月15日，《新晚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该报资深记者王志信采写的报道：9月12日，当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00名校友荟集东北农学院，欢庆40周年校庆的时候，全国第一位兽医外科博士、该校毕业生王宗明却游离于喜庆之外，在校内通街大道旁支起了烟摊。新闻见报后，《中国教育报》、《中国地震报》、《文摘报》、《工人日报》、《羊城晚报》等国内10多家报刊转载，博士摆烟摊成了社会热点。
兽医博士摆烟摊，也许是偶然事件。但看似偶然的生动现实，冲击了人们的惯性，教育着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教授卖烧鸡、博士摆烟摊的年代。即便如此，世界消毒柜开创者罗小甲还是成为知识分子下海潮中最鲜明的一面旗帜。
康宝电器创始人罗小甲
罗小甲，康宝电器创始人，直到1988年，他还只是顺德杏坛镇一家规模很小的农机配件厂厂长。不过，他是顺德少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厂长之一。
1988年，顺德工业化快速提升。配件厂向哪转型又如何转？罗小甲一筹莫展。他有位师弟移民澳大利亚，第一次回国拜访师兄。罗小甲亲自为师弟端茶倒水，但一个细节没能逃脱他的眼光：倒给师弟的茶水，师弟始终没喝。
罗小甲委婉地表达了不解，才知道，师弟担心茶杯不干净。“能不能生产让人放心的家用消毒柜？”师兄弟一拍即合。 这是一场“土鳖加海龟”的智力游戏。几个月后，师兄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消毒柜。外界的一场变故――上海甲肝流行，在政府支持下，电子消毒柜很快批量生产。
罗小甲是特殊的。因为，不能迅速转化成货币的知识显得无足轻重，这是1988年的中国困惑。而同年，美国知识界开始形而上的追求，他们尝试着将企业引入关注企业文化而非单纯强调利润的新阶段。
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威廉 大内，推出日美文化比较的著作《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他将美国企业管理特点定义为“Ａ型组织”：强调速度――立刻争取表现，立刻给与奖励；强调个人――高生产力即有高报酬；强调数字――具体的数字是一切考核的标准，抽象的内涵不受重视；强调利润――公司只关心股东的利益，漠视员工、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他认为典型的日本企业文化具有宗法制度的色彩，整个企业就像一个大家庭或宗族，对职工全面（包括其私生活）关怀。
当美国正站在文化的视角，思考日本人造成的冲击，或是日本企业已经能够引发美国――这个世界上伟大公司孵化地――反思时，中国的企业又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在1988年的中国，那是“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官倒成风，皮包公司大闹全国则给这一年带来些荒诞的喜剧。
可以说，在中国，从古到今的官与商从来就没有真正分开过。但1988年前后，官与商的亲密关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市场商品供应不足，紧俏商品短缺，为了缓解矛盾，中央实行双轨制――同一种商品计划内是国家统一定的平价，计划外是议价，也就是市场价。两种价格相差悬殊，比如钢材，国家定价一吨不到700元，市场价能高到2000元。社会风气大变，条子满天飞。很多个体户没办法直接做“官倒”，就充当掮客到处牵线搭桥，只要傍个官，他发大财我赚小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