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潘石屹确实只是个案，因为即使成功前两人的心理都始终捏着一把冷汗――失败的可能性远大于成功。
潘石屹就有这么一位朋友，淘金失败后，身无分文的他睡在海滨大道旁边的沙滩上。每晚只敢穿一条裤衩，然后把衣服藏到沙子里面，怕被别人偷走。第二天起来，再把自己的衣服刨出来穿上。这样看来，李书福在海南“折戟沉沙”，也在情理之中。
李书福最大的商业失败在海南，虽然他从来都刻意回避这段经历。
海南建省初期，开过照相馆、生产过冰箱配件、也制造过冰箱的李书福，带着数千万元，热血沸腾地来到海南。在风浪的颠簸中，他的“打拼”随着浪潮的退去化为泡影，因炒房被套血本无归。
1988年，狂欢的不止是海南，整个中国都陷入一种癫狂的状态。关于经商的大量民间流行语诞生于市井之间：“富了摆摊的，苦了上班的。”“摆个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不做省长；全家做生意，赛似总书记。”
罕见的热浪搅得一切秩序、节奏似乎失去常态：官员倒卖、商人投机。而传统中国，知识与商业之间似乎总有着一层隔膜。该年度，商业活动中也开始大量渗入知识的气息，丝毫不懂经商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闯荡。理性正在丧失!
商品经济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席卷社会的每一角落，一些小道传闻和报刊消息不断动摇知识分子那份淡泊而宁静的胸怀。偌大的神州，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神圣的校园失去了往日的清高，安宁的书斋，也难再抚慰学者一颗寂寞的心。
相信这不是小题大做。“读书无用论”已是不争的事实：北京地区招收89级研究生，计划招收8600名，报名人数不足6000名。报名与招生出现倒挂，88年为应届毕业生报考研究生比例最低的一年。大学生择业方向偏向于急功近利。
不过，在本年度，他们的选择也许是对的。北京前门一位老大娘靠卖烤红薯，年收入过万元；广州初中毕业女青年，找不到工作，摆服装摊，几年下来腰缠万贯。更夸张的是，温州乐清一个倒卖电缆的个体户，一年能赚数百万；同是温州苍南县的个体户，复制黄色录像带通过邮局出售，一年赚了80万。这些人成为知识分子心中嫉妒又羡慕的对象。要知道，本年度北京脑力劳动者月均收入172元，体力劳动者的月均收入为182元。1万元是他们5年工资的总和，何况百万。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学生都无心学习。由于表现出色，施正荣作为访问学者被公派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大学留学。为此，他兴奋了几夜无法入眠。
公派到澳大利亚，施正荣感到了经济压力。一个月生活费至少400美元，还要想办法帮自己老婆出国。于是，他白天到学校上课，晚上打几份工，周末还到美式咖啡馆做厨师，工作16个小时，从下午4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8点。就这样，施正荣把太太的学费赚了出来。
差不多与施正荣同龄的金会庆，在安徽医科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东渡日本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求学期间，金会庆当过搬运工，炒过糖栗子。五年后，他获得东京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被聘为东大历史上最年轻的外籍副教授。
比上述两人大约小五岁的邓中翰，此时就读于中国科技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专业。他先后在国际应用核物理学杂志及中国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三篇相关文章，并获得共青团中央及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