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有一个明朝的版本。”——这是被本地的歌手提起最多的一个版本，它从清朝开始就变得难以得到，从清朝、民国到解放初期，本地的歌师都以能得到、哪怕是看上几页书面的《黑暗传》为荣。
“他们为什么要看那本书?他们头脑中不是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故事吗?”
“他们要求取印证。”
“什么印证?”
“文化人的印证。他们自卑。”
这些歌师有的竟然是文盲，然而他们能记住完整的故事——不，应该说是无穷无尽的故事，谁也不知道别人头脑中的歌有多么长，这似乎暗示，这些“野蛮人”有着完全独立于中国读书人传统的传承知识的方法，虽然没有读过《诗经》、《史记》，但他们头脑中仿佛有其中的一切。
只是，由于他们不是读书人，他们越是到后来，越心虚，总不免好奇于读书人到底知道些什么。他们窥探那些秀才，路过他们敞开的书房，发现桌上摊开着《黑暗传》，趁秀才上厕所的工夫，在桌子底下乱翻一通，或者干脆偷去。
读过《黑暗传》的歌师与没有读过《黑暗传》的歌师区别在于:在一个有教化的汉族社会，前者比后者更有底气，但代价是:前者有可能因为误读了不良的书面版本，“头脑遭到了污染”。
尤其是，在《黑暗传》的书面版本中，混杂了一种叫《纲鉴歌》的东西，它犹如一个电脑病毒，伪装成《黑暗传》，进入歌师的头脑，歌师以为是一个新奇的版本，其实是一套讽刺、驳斥《黑暗传》的创世神话的歌词。久而久之，要么歌师走火入魔，唱了一大篇，竟然是在否定自己，唱出自相矛盾的话来，像摆了乌龙的足球队员，自取其辱……
《纲鉴歌》最后说:“孔子不语怪力与乱神，孔子不信哪个信?唱歌莫唱《黑暗传》，莫把混沌扯稀烂……”——许多机械记忆的歌师，唱到这里，才知道上了当，连忙咬舌自尽——写出《纲鉴歌》的人，真可算是混进野蛮人中的文化间谍。
本来很单纯的歌谣，经过读书人的掺合与干扰，成了复杂可疑的东西，在这其中，秀才起了两面的作用——胡崇峻说，他大约相当于起正面作用的秀才，自古以来就搜集这些野蛮人口头的史诗，整理成书，但到后来，谁是本源——是歌师唱着书中的词，还是书唱着歌师的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反而说不清了。也比如，倘若用维特根斯坦式的严谨逻辑，我们只能陈述这一现象:“屈原的许多作品，和民歌类似”，但很难说是民歌造就了屈原，还是屈原造就了民歌，况且，越是往现代来，歌师的头脑越杂乱。你很难说什么是真正的“原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