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居北京的云南诗人施袁喜在最近一期的民间诗歌刊物《审视》中回忆当年在大理南涧写诗的生涯:“多年前当我终于发现诗歌这种体例，曾为此彻夜未眠。我在这种分行或不分行的文字中发现了事物安静而神秘的本质。我试图把它写下，先是照葫芦画样。后来是为自己画葫芦……”——这个青年至今也没找到北京与云南生活的任何相同之处。
南涧诗社“I部落”——目前只在网络里存在——这也正是帮助施袁喜发现诗歌的诗人群落，当年在这个偏僻小镇，在中学老师董桄福带领下，这些孩子煞有介事彼此修改诗，彼此阅读，互相鼓励，用祭祀一样神圣的态度，爬上太极顶，在风里做命题诗。诗这种在语法上不自然却最为接近内心的语言，一下子成为他们观察世界最正当的方法。
在大理南涧，在这个被“跳菜”歌舞无限拉长吃饭时间的彝族人聚居的县城，我见到了“I部落”诗社当年的成员:董如兆，杨训波，陈光业，张灵……在我追问下，走上县政仕途的董如兆表示自己已不再写诗——县委的文牍工作，因事关政策与老百姓疾苦，得非常用心去写，完全占了大脑，无暇写诗，但据说，这些都只是托词，现在他只是在更隐秘地继续写;中学教英语的杨训波则转而艰苦地写着自传体的小说——他总是回忆中学时“顽石文学社”的时代，他和施袁喜、吴云粒、邹文斌在水声清澈的环城路上的步行体验，七步成句，九步成诗……陈光业则在大理一个最无民俗感的商业区里卖着手机，他显得相当清醒: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的人，能在这一行成为各大公司争相挖角的人，已属奋斗的结果:“中文系的人适应力最强，可以成为任何人”……繁忙的销售工作使他暂时很少写诗，题材也缩小了，局限于都市生活……但他相信自己最终会全力写“更宽广的诗”。
被大家公认“诗歌最有前途”的是张灵，也许因她内心最纯净，语言几乎完全生于内心的歌唱欲，当我们要离开南涧，她想和我们一起旅行——“走到哪儿算哪儿……也许丽江，也许北京……”“就当是一次离家出走的演习……”——这个内心不停地涌动旋律的小姑娘，在她的诗歌里，我这一路上碰到笨笨的男诗人的打击乐变为清脆的敲击，那是一个人开始写作时内心欢快的铃铛声，时间起跑的滴答声，那一蹦一跳的说话方式，几乎从不互连的词语，那些略显矜持的中断，仿佛都在暗示对一个更绵延更连续的外部世界的渴望——她每天从电力公司下班，骑着摩托车沿着南涧边上的公路飞驰，沿途的山村、天空、河流、飞鸟和人，已经被她简洁似颗粒的诗歌唱过无数次——后来我们发现:和她一起旅行是世上最愉快的事，与张灵的旅行，也使我终于放下模仿写诗的状态，停止解构它，开始纯粹是在欣赏一种艺术、一朵花———她像一个引号跟着我们，继而惊奇地发现邻近的县城竟然也有那么多同样孤独的诗人，她学习采访，观察采访对象，也观察我们，沿途写下一些速写般的诗，我们不知不觉走在一个被诗人审视的童话般的世界里——走在云南的天空下。
（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