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曾经一度被大讲特讲的狼文化，受到多方置疑。原因在于，要求员工像狼一样凶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勇于拼杀，奋不顾身，其本意是想借此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这固然无可非议。可如果企业一味提倡这样一种狼精神，培养这样一帮富有“狼性”的员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结果会怎么样呢？
曾在华为担任过副总裁的李玉琢，在写给任正非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养“狼”也将为患，自己就多次被华为公司培养出来的“小狼”咬过。
所以，如果企业盲目地提倡狼的精神，不讲团结协作，一味向员工灌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想，一旦真正培养出了没有团队精神的“狼”，经常互相咬起来，结果不是增强战斗力，而是损耗战斗力。
在生死考验面前，部队提倡一种精神：“胜则全力以赴，败则拼死相救。”也就是相互之间要紧密团结，形成一个整体，才具有战斗力。单打独斗是不行的。所以毛泽东就把“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作为战胜敌人的总方针。
历史上解放军团结致胜的战例很多。如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由全面进攻转入重点进攻后，我华东、陕北两解放区的战场局势一度十分紧张。党中央、毛主席全面分析形势，做出让中原野战军突破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实行战略反攻的英明决策。当时，刘邓主力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连续作战，已经极度疲劳，而且伤亡较重，亟须休整补充。这项任务艰巨而又危险，如果十万大军离开根据地，不要后方，没有任何后勤支援，长距离奔袭作战，随时都有被敌人打垮、打散、包围的可能。
一时间部队议论纷纷。刘邓首长亲自出面做工作，要求全体官兵以大局为重，义无反顾地挑起这副重担。刘伯承司令员形象地说：“我们中原野战军以一个人扭住三个敌人，就可以使兄弟野战军用三个人去打一个敌人。”
后来，挺进大别山后，官兵生活艰苦，病号增加，减员很大，而且没有了像过去那样大量歼敌，靠缴获补充自己的机会，一些指战员感到吃了亏。针对这种本位主义思想，刘伯承说：“打仗有的吃肉，有的啃骨头。过去山东啃骨头，我们冀鲁豫就吃肉，这次我们也啃一次骨头，就好像我们输不起一样，这是什么思想？”①
事实上，在挺进大别山的过程中，刘邓大军牺牲和伤亡很大，几乎损失了一半的兵力，但却为全局的胜利，为兄弟部队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消息传到陕北，毛泽东欣喜地说：“我们总算熬出头了，二十多年来，革命一直处于防御地位，自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为战略进攻！”②
试想，如果团队中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考虑问题，这事儿对我有利就干，对我不利就不干，那还会有什么团结致胜可言。
在国内革命战争绝大多数时间里，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可为什么总也打不过比他弱小得多的人民军队？应该说，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将心不齐。
围堵红军长征的例子最典型。当时，蒋介石拼命将红军往云、贵、川地区赶，想“一石数鸟”，借地方军阀之手削弱红军，让交战双方拼个两败俱伤，他好坐收渔翁之利。可地方军阀也不是傻瓜，早就看透了蒋介石的心思，知道“有匪有我，无匪无我”（白崇禧语），所以“防蒋甚于防共”。在与红军的作战中，粤、桂、湘、黔、川、滇等各省军阀都以保存实力为原则，精心算计，虚与委蛇。于是，便出现了战争史上的奇观——“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大家心照不宣，彼此彼此，就蒙一个蒋介石，这为红军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冲出重围，北上抗日，留下了机会。
解放战争时也是一样。国民党部队互相倾轧、见死不救的情况非常普遍。老电影《南征北战》中有一经典镜头：被解放军包围的国民党李军长用报话机向张军长求救，要求对方“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张军长不为所动，冷冰冰地回答道：“我们也遭到共军阻击，请你们再坚持最后五分钟。”在很多战役中，正是这种“你来我不来，腰来腿不来”的现象，直接导致国民党部队被解放军各个击破，逐一消灭。难怪有国民党将军说，共产党把心思都用到战场上，所以总打胜仗；国民党把心思都用在官场上，所以总打败仗。
其实，不仅国民党军队如此，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军队也是如此。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陆军和海军、陆军中的皇道派和统制派、侵华日军中的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相互间的矛盾就非常深。七七事变的爆发，是华北驻屯军率先挑起战火，遭到了中国军民的奋起抵抗。当时平津地区的日军只有一万多人，明显处于劣势。可华北驻屯军宁愿从日本国内紧急调兵，也不允许驻扎在山海关附近的关东军插手。若不是国民党上下对和平抱有幻想，打打停停，错失战机，整个抗日战争的开端完全可能是另一番模样。
所以，组织内部的团结，尤其是班子之间的团结，直接决定了一个组织的凝聚力和团队的战斗力。如何实现内部团结？毛泽东提出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按照部队规定，团以上单位党委每年都要召开一至两次民主生活会，会前，党委成员要认真准备，相互谈心；会上，每位委员都必须发言，在总结工作的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届时，上级党委和机关要派人参加，并对党委班子、单位建设及会议情况进行讲评；会后，每位同志的发言还是要形成书面材料，上报并存档。民主生活会开好了，确实也能解决问题，最起码使上级领导比较全面地掌握了情况。
军队的这一套办法，华为的任正非就非常认同。他在《华为的冬天》一文中写道：“我们一定要推行以自我批判为中心的组织改造和优化活动。”“公司认为自我批判是个人进步的好方法。”“自我批判从高级干部开始，高级干部每年都有民主生活会，民主生活会上提出的问题是非常尖锐的。”“下面也要有民主生活会，一定要相互提意见，相互提意见时一定要和风细雨。”
华为的民主生活会实际效果又如何呢？《走出华为》一书的作者曾经担任过华为的中层干部，他谈道：“华为的民主生活会是要刺刀见红的，挠痒痒根本过不了关。每季度例会肯定要做一次自我批判，不是只在你的领导面前，而是在众多的同事面前。每个人都得过这道关，‘不要脸’才会进步，华为通过民主生活会让你认识自己，让大家把缺点暴露在阳光下。”“华为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知识分子最大的弱点就是爱面子，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往往就来自于这些善意的或恶意的爱面子。华为这种‘不要脸’的精神和行动，让员工把各自的主张和诉求通过组织的渠道有序地舒解出来，人际关系在人们没有猜忌和隐瞒的轻松气氛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纯洁。”
可见，解放军培养紧密团结作风的成功经验，对企业家具有同样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