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事的具体思想问题，显然不能靠集中教育来解决，从部队管理的经验看，要靠经常性的思想工作。
毛泽东历来重视经常性思想工作，而且很善于做部属的思想工作。
20世纪40年代初，陕甘宁边区政府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危机。毛泽东后来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随后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①当时，围绕着如何渡过难关，发展边区财政经济问题，边区政府领导人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
任弼时、朱德以及边区中央局的高岗主张依靠军队组织人民运盐和增发边币来增加资金收入，而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政府秘书谢觉哉则反对这种做法，他们认为盐的产、运、销应该在政府管理下，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官督民运会引起民变，而增发边币只会导致边币跌价。
从1941年6月份开始，毛泽东与谢觉哉、林伯渠二人进行了私下交谈。在谈话与通信当中，毛泽东没有轻易否定二人的意见，而是给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他说：“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即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②
谢觉哉开始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他两次写信给毛泽东申述自己的意见。毛泽东把谢的信件转给其他同志传阅，并告知谢本人，说：“事情确需多方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他谦虚地表示：“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①
不久，毛泽东受中央政治局之托，正式做谢觉哉的思想工作，他没有立刻召集开会，而是提出：“先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是“较为有益”的办法，并再次致信谢觉哉，直率而详细地谈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吸收了林、谢两人的观点。紧接着，毛泽东和谢觉哉又谈了一次。从后来谢写给毛的信来看，他的观点已开始发生了变化。
最终，在两个月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林伯渠当场表态支持毛泽东的观点。至此，几个月来围绕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争论，基本上得到了统一。
按说这个问题该告一段落了，但毛泽东却再次拜访谢觉哉，并致信说：“凡人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②在问题已经解决后，还能深入交谈并反复说明一些道理，可见毛泽东做思想工作是何等地耐心和周到！
红军时期，毛泽东曾经把一些连队的党代表召集在一起，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做思想工作，明确提出找士兵谈话，做思想工作，是党支部的三项主要任务之一。毛泽东还要求对士兵中的八种人，即有偏向的、受了处罚的、伤兵、病兵、新兵、俘虏兵、对工作不安心的、思想动摇的，部队领导必须主动找他们谈话。为确保谈话效果，在谈话前，要调查谈话对象的心理及环境；谈话时，要站在同志的角度，用诚恳的态度；谈话后，要记录谈话的要点及其影响，等等。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我军在开展经常性思想工作方面，创造出许多生动活泼、切实有效的教育方法。例如，抓好一事一议的随机教育。即针对部队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抓住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事例，发动群众进行深入的剖析，透过现象看本质，明确责任找原因，通过对具体事例的讨论和评议，使广大官兵见微知著，明辨是非，进而举一反三，明白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这样既解决了部队建设中带倾向性的问题，也达到了教育官兵的目的。
再如，开展社会、家庭和部队三结合的“军民共教”活动。即部队通过书信或不定期走访等形式，与战士家庭及家乡的地方政府建立联系，共同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包括向家长及地方政府介绍战士在部队的学习工作情况，请家长配合部队做好战士的思想稳定工作；请地方政府落实优抚政策，协助解决战士家庭的实际困难；军地双方互通人才培训信息，共同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等等。
部队做思想工作，不是领导个人想做就做，不想做就放一放的，而是有一套思想工作制度，包括：
一、思想情况汇报制度。基层官兵结合班务会和党团活动，每月向党组织或直接领导汇报一次思想，由所在班排或党小组汇总后，层层向上汇报，以便于各级领导及时掌握部队思想情况。如果没有思想汇报制度，不能及时掌握部属的思想动态，那出什么事情都不奇怪。
比如2008年发生的东航飞行员集体返航事件，事先上级领导毫不知情。其实，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只是因为飞行员对待遇不满，如果及时发现，早做工作，也许根本不会产生那么严重的后果。
二、思想形势分析制度。在掌握基层官兵思想情况的基础上，部队要求连队党支部和营党委每月，旅团党委和机关每季度，至少要进行一次部队思想情况和管理情况的专门分析，并将分析结果逐级上报。现在地方一些单位，经常出现员工串通好了闹事，搞得领导措手不及、非常狼狈。为什么呢？就是缺乏这套思想形势分析制度。
三、逐级谈心制度。一发现矛盾，领导就要及时和下属谈心。部队谈心分两种，一种是定期的，比如班长每个月，连长指导员每年，至少要找下属每个战士谈一次话。另一种是及时谈心，如当基层官兵立功受奖时要谈心，战士家乡受灾、亲人病故、婚恋受挫、患病受伤时要谈心，战士受到批评处分更要谈心。这套制度是毛泽东在古田会议时制定的。谈心起什么作用呢，比如探家前找战士谈心，要问家里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帮助解决；一个人出差在外，交待注意事项，等等。
四、重点人帮教制度。战士都是拿枪的，管不好就会出大事，“重点人”就是容易出问题的人。部队要求，连队党支部对本单位思想基础较差、缺点较多的官兵，要做到心中有数，并指定干部、骨干专人进行帮助，包教育、包管理、包转化，一帮到底，不能让重点人离开视线，确保不发生案件和重大事故。
五、思想骨干培训制度。思想骨干是能站在领导角度、帮助领导考虑问题、主动出面帮领导做工作的人。思想骨干技术上未必是最好的，但要能和领导一条心。现在企业普遍缺少这种思想骨干，所以才会出现领导在的时候一个样，领导一出门，员工就“放羊”的现象。
其实，毛泽东时代的部队也有开小差的战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连靠连长一个人来看管，即使长了三头六臂也顾不过来。可是把骨干队伍建立起来以后，一个骨干管理三四个战士，这就好办了。当领导的都希望发出一个指令，下面一呼百应。但真实的情况是，领导发出指令，能一呼十应就不错了，可有了骨干以后，领导就有了依靠力量，就有人帮你说话，帮你做事。十个骨干动起来，每人再带动十个人，十呼百应，这样整个队伍就带起来了。
骨干不会自发产生，需要领导有意识地选拔和培养。所以，部队要求各基层单位都要建立一批以党员、班长和老兵为主的思想工作骨干，并经常给他们布置任务，传授方法。
六、教育整顿制度。通过教育和管理，还是难免出现少数单位管理松懈、作风松散、纪律松弛等现象。对于问题较多的单位，部队通常是由上级机关派出工作组，进行教育整顿。即集中时间和人员，学习条令条例和上级有关批示，发动群众，查找问题，分析原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在此基础上，制订措施，边整边改，力争改变落后面貌。
解放军思想工作制度还不止这些。建立并坚持这些制度最大的好处是，有效减少思想工作的随意性，确保先进的思想文化能真正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