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改革还是要革命，这从来都是让那些生活在大变革时代的人们操碎心思的话题。所以这些制宪派与革命党也未能免俗，很是吵了些架，大家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
但这回革命党的拳头占了上风，还顺便捎带着一帮在传统上本该与国家政治绝缘的黑帮分子挤进了政治圈子，这就让制宪派的大人先生们很是生气了。
最后他们也恶作剧似的跟着起哄，说什么：“今日之贵州，非公口不足以立国，贵州之政府及社会，非公口不足以辅助而保全。”
他们就这样一边大骂袍哥组织捣乱，一边自己也大办起袍哥公口来。
他们可真是一群很有趣的人物！
虽然革命党也曾客客气气地请他们出来一同参与全省政治，为民造福，但他们就是不肯领情——在他们看来，革命党和乱党就没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祸乱天下的罪魁，自不能同流合污。
于是，为了照着他们的理想去建设一个大同世界，同时也为了拯救在乱党分子“祸害”下的广大贵州人民，这帮温和派终于也决定造反了——不过，他们是造革命党的反。
可是这帮义愤填膺的制宪派大人先生们，也并不比革命党能耐多少，他们也大多是些只会坐而论道的穷酸书生或土老财，并不具备动刀动枪造反的实力。
于是，他们也只好到处找人助拳。
正巧此时，从与黔省相邻的云南传来了独立的消息，而且传说中的云南都督蔡锷还是制宪派头头梁启超的得意弟子呢。制宪派们终于高兴了——这不正是最可靠又强有力的外援么？
于是制宪党人便派出同为梁启超门下弟子，秀才出身，后又留学日本在宏文学堂习师范的党人戴戡，代表全体贵州人民（唉，那年头动辄就是为民请命，可只有天知道他们到底能够代表多少人民），前往云南请命求援。
当时的人们，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典故来形容这次求援，叫做“申包胥哭秦廷”。此典出于春秋，时吴国大军攻破楚国都郢城，楚昭王出逃，楚几近亡国。楚大夫申包胥遂自告奋勇入秦求援，在秦廷痛哭七日七夜，泪尽，继之以血。最后秦王感动，出兵相助，楚昭王乃得以复国——1644年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曾自诩是效“申包胥哭秦廷”。殷鉴不远，所以有清一朝的书呆子们，便把这个典故记得特别清楚。
督黔时代的唐继尧。此公斯时英气勃勃，风华正茂。这回戴戡效申包胥哭秦廷入滇请命，果然说动了云南。蔡锷派出管带唐继尧，统率三千余人的军队进入黔境准备援助同党分子——但对外却诈称是响应湖北黎元洪副总统的号召，借道北伐，前往武昌援助革命军。
因为他们打着北伐的旗号，所以临行前不明真相的云南人民，就热泪盈眶地送了自己的子弟兵们八个大字：“不平胡虏，请勿生还！”
不过滇省父老算是白替这帮浑小子操心了：他们很快就活蹦乱跳地凯旋了，而且战绩“辉煌”——非但没有在“胡虏”身上浪费一颗子弹，还拎回来不少贵州土特产……
唉，读起这段历史，让人有一种活吞苍蝇的感觉。
当时武昌革命军与清军战事正酣，起义的贵州新军大多已北上助战：一部随贵州都督杨荩诚经湖南前往武昌（杨都督本籍四川秀山，实不是贵州人。他和朱老总相似，也是先冒籍贵州松桃，混入贵州武备学堂，后被保送日本留学的。所以革命后虽一度出任都督，但在排外的贵州位置不稳，只好出省助战），一部随叶占彪前往重庆，故贵州境内空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