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代都督赵德全和枢密院长张百麟等人，以滇、黔两省同为反清同志，不虞有他，况且手头无兵，也无力阻止。故滇军得以兵不刃血，长驱直渡茅河口，逾打铁关，直叩贵阳城下。
1912年2月27日，唐继尧帅滇军抵达贵阳城郊，随即分兵占领城外各要点。3月2日夜，滇军突袭包围黔军南厂驻地，天明即开炮攻击，将留在贵阳看家的黔军第一标部队全部缴械（即原驻渝部队，是刚被调回来看家护院的），并悉数坑杀于螺丝山。该标另有一个营晚到，抵达贵阳后也在劫难逃：其管带被滇军杀害，部队亦遭缴械解散。
贵州军政府首脑人物如代都督赵德全等人被滇军杀害，枢密院长张百麟此时正率兵一营在黔西南的贞丰巡视，也被响应滇军的兴义地方团练刘显潜部击败，张百麟逃往广西。援川黔军另一部在鲁平舟的率领下回据遵义，也遭刘显潜逼迫而退入四川，被同为革命党的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收编。
滇军顺利占领贵州后，帅滇军入黔的营长唐继尧即被制宪派推举为贵州都督，从此成为一方诸侯。而在此事件中立了大“功”的戴戡，则被推举为贵州巡按使。制宪派取代了革命党，与滇军合流，从而掌握了贵州地方政权。
滇、黔两省，一时尽入蔡锷之手。
在未来的十年中，以昆明—贵阳联盟为核心的西南地方势力，开始雄踞天南，这就是滇军第一次侵黔之役的结果。
此役中滇军使用的手段虽不体面，但却奠定了云南地方势力持西南牛耳的局面。四年后蔡锷能够毅然发动护国之役，也正赖于此——有些历史事件，我们很难用“是”或“非”去定论，这回的滇军侵黔就是一例。
我们只是因为站在近一个世纪之后，所以才看到了不同的利害，仅此而已。
然而当时的贵州人民，尤其是革命党人，对滇军的入侵和野蛮屠杀极为愤恨，直呼为“滇寇”。
各地舆论也纷纷对滇军暴行加以谴责，如重庆刊布了《贵州各界泣告海内同胞书》，武昌出版了《黔人血泪》，北京发行了《贵州血腥录》等，就连著名的老好人湖南都督谭延闿亦忍无可忍，通电要求唐继尧退出贵州，免为民国开一自相屠戮、彼此兼并的恶劣先例。
此后出任民国总统的袁世凯，虽也曾以中央名义出面调停，但毫无成果。
老袁对西南这种自立雄长的割据局面相当忧虑，但他不动声色。直到1913年夏平息五都督反袁之役后，他才挟得胜之威，于是年9月25日下令调蔡锷入京，同时以贵州都督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以掌握贵州团练武装的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又以亲信龙建章为贵州巡按使，监督刘显世。
从此贵州就成为兴义刘家的地盘，直到“桐梓系”取而代之。
二、莫道春秋无义战
1913年10月10日，蔡锷离滇启程入京。老袁对蔡既欣赏又猜忌，极力羁縻；而蔡也韬光养晦，明哲保身，双方遂相安无事。
蔡锷在北京这一待就是两年。
但到1915年8月后，时事陡变。袁克定和杨度等人力劝老袁称帝，一时恢复帝制之说甚嚣尘上。
最有意思的是，很有一帮清朝的忠臣遗老，比如说劳乃宣等人，也对老袁这个恢复帝制活动极表支持——这帮自诩尽忠报国的糊涂虫们，以己度人，满以为老袁如此大费周章鼓吹帝制，乃是要把他们的宣统皇帝重新捧上位！“活曹操”会转性变成姜维？也亏他们想得出来！就凭着这帮糊涂到家的忠臣，大清朝就没有不亡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