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着三、六两期士官生的到来，稍后又有云南讲武堂学生陆续毕业，管带、排长两级职务就掌握到了乱党分子手里（士官生大多任管带以上职务，而资历尚浅的讲武堂学生则多任排长）。从此，北洋旧人便逐渐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权。
不过按照乱党分子们激情有余谨慎不足的传统，很快便有风声传到总督大人李经羲的耳朵里。和重庆的钮知府一样，李总督的应变之策也就是找找人单独做做思想工作而已。
比如说他叫来闹腾得最凶的管带李鸿祥，语重心长地对他讲：“听说你最近想反叛大清，可有这回事？我是不大相信你会干的……”李鸿祥答得干脆利落还不带脸红：“大帅请放心，我怎么会干那种事呢？在大帅的栽培提拔下，我还要多多为大帅做一些事呢。”
就这，也敷衍过去了！
眼看李大人如此姑息养“狼”，气得北洋派去的监军靳云鹏（北洋武备学堂）火冒三丈，乃跑到李处高呼口号：“大帅！你的好门生蔡锷要造反了……”可这也没啥用。
于是，1911年10月30日，即农历的辛亥年九月初九日（即所谓“重九”），云南便在这帮士官生的鼓捣下起义独立，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杀，总参议靳云鹏逃跑，蔡锷则被推为云南都督。对于屡次提携他的大恩人李经羲，蔡锷私恩公怨分明，将其俘获后礼送出境。
蔡锷就任都督后，所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派韩建铎等率军进入四川，唐继尧则率军进入同样已经宣布独立的贵州。
侵川之役无须赘述，唐继尧入黔又是何故呢？
这说来还是因为吾国政治中的传统痼疾——党同伐异。
却说这贵州，向来有两路人马在明争暗斗，一路是以张百麟为首的革命党人，一路则是信奉康有为、梁启超改良学说的保皇党人。
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人大受鼓舞，纷纷在各地掀起造反热潮。贵州张百麟等人也发动新军，在农历九月十三日夜成功起义，撵跑了贵州巡抚沈瑜庆大人，推士官六期生杨荩诚为都督，宣告独立。
但这帮贵州乱党谋反，也和那些四川同行如出一辙，自己没有实力，于是只得请会党力量帮忙。因此在革命成功之后，就免不了要分一杯羹酬庸。故独立之后的贵州，各种秘密社会组织成员，便纷纷以革命功臣自居，光明正大地出头露面招摇过市，论股分红。在一个月内，新开袍哥公口竟达九十余处，甚至还有革命党人公然提出请政府拨税款充袍哥活动经费的——请黑社会分子吃皇粮？如果说这还不是开玩笑，那天下就没有玩笑可开了！
革命党人这些幼稚的举措，使得那些原来的保皇分子、现在的制宪派、未来的进步党人，更加的不满意。
从名目上就看得出来，这帮大人先生们是不那么喜欢这种激进的革命的。他们虽也同样不喜欢旧时代，但仍希望这场必不可免的改朝换代，来得谦恭有礼些。
有皇帝的时候，他们希望皇帝自己觉悟，实行君主立宪和其他政治改革；实在没有皇帝了呢，他们也希望有一个合乎传统伦理道德，同时又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的温和政府，来规范和领导这个新时代。
总之，他们所信奉的，是源自康有为、大成于梁启超的制宪主义。即便最后迫不得已地参与革命了，他们也仍然是温和派，总想留下些坛坛罐罐，靠缓步渐进的方式来完成这个古老帝国的转型——而不是孙中山们所提倡的那种用暴力在短时间内就推倒一切，整个儿天翻地覆式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