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一书里，李凡纳利体现的是历史学家的洞见、社会学家的思索、人类学家的关怀。伊凡是这部小说思考的灵魂，他首先把自己设定为“在东方是个西方人，在西方是个东方人”，站在古老文明与当代文明之间，试图代表这片土地的人们说：我“是个肤浅无根文化的受害者”。
古老的文明为什么运行到今天却是肤浅无根的文化？李凡纳利用西玛尔和萨拉哈丁的对话给出答案――
关于父亲要他杀死“罪人”玛丽，西玛尔问他的朋友萨拉哈丁：“伊斯兰教不是男人杀死犯罪的女人吗？”
“没有。”
“可是，用乱石打死又怎么讲？难道奸妇不是要埋到土里，腰以上露出来，乱石打死吗？”
“没有。《古兰经》里没有这种惩罚。这都是编出来的故事。”“他们利用伊斯兰教为的是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杀手和恐怖分子可以是任何宗教的成员。”
把历史筛选、整合、改造成今天杀人或制服人的工具，是古老土地上的人们今天的悲剧根源。种族、宗教、意识形态都比人本身更重要，甚至完全背离了人的意义。像西玛尔那样的生命个体，只能在战斗中携带一个塑料袋捡拾战友可能被地雷炸飞的胳膊和腿。而另一个青年阿里 利扎正在监狱里为“人民的民主”绝食，但他也只是帮忙判他“恐怖分子”的国家“杀死自己”。 更为可怕的是公众对此“一点儿都不在乎！
在这些高墙外面，人们愉快欢笑，过着他们的日子。他们唯一感兴趣的是电视节目上说谁和谁怎么了，哪个模特儿和哪个足球明星出现在哪个酒吧了。”（阿里 利扎的妹妹赛荷语）公众是一群被奴役、歼灭了思想的牛羊，他们在为其提供好了的幸福的伪装下消耗自我。
看那些最擅长发表观点的学者、教授、作家们，不也是在被指定的平台上互相展开攻讦？抨击的范围绝不有所突破，“就像是对西西弗的惩罚――从早写到晚，只是为了让人在每天晚上把他们的文章扔进垃圾堆”。在伊斯坦布尔的伊凡当然看得最清楚：“土耳其社会阶层之间有着深深的隔阂；但是工厂老板和他的工人，高官和他的司机，一家控股公司的创始人和一个乞丐，全都在电视机前联系起来了。所有的人全都追随同一批男女众神，看他们的照片，看他们的表演。
在这个国家里，有财富，但没有什么可以叫做文化或品位上的精英。”他甚至追溯到奥斯曼帝国六百年统治期间如何培养了一个“有钱而没文化的群体”。当今的社会亦如此，在他的视野里“土耳其这个国家得到的尊敬近乎零”。
李凡纳利在《伊斯坦布尔的幸福》里，对现实深刻的批判是生活在同样古老土地上的作家们所不及的，（那些作家如果读了这本书，是否还好意思把他们一无是用的文字填满读者的眼眶？）从这个意义上说，土耳其已经不该再是“得到的尊敬近乎零”的国家。而且该书能够于2002年在本国出版，作者本人也于2009年获得土耳其文学最高奖，令人不得不对那片横跨欧亚大陆，作为三大帝国发祥地的古老土地投去希望的目光。
深刻的批判是要唤起反思的开始，并作出改变的努力。李凡纳利为三位主人公精心设计的“逃离”，恰恰是反思与改变的象征。《伊斯坦布尔的幸福》大部分章节描写的是玛丽、伊凡、西玛尔逃离的过程：玛丽在梦想中逃离，伊凡在思索中逃脱，西玛尔在不自觉中逃离。不管是有意识的逃离，还是被迫的、不自觉的逃离，大量的思考都在这个过程中爆发和呈现。
“我”、“自我”、“我自己”究竟在哪里？这是伊凡发出的疑问。他看到“既定的制度阻止人与自身面对面遭遇”。因为那个自身对现实有着和制度不一样的立场，阻止便成必然。逃离的意义在于给人一个距离，让人看到自我，看到所处社会环境的完整面貌以及它和世界形成的比较。“社会是大环境，是主体；而人，是社会的客体”，在由传统制约着的国家里一直是被默认的状态。这个环境差强人意，或者根本就该被打零分，都不妨碍主客体地位的确立，因此这些国家里的人民历来被如是教化：作为个人，首先便应看怎样去适应、融入社会这个大环境。自我被排除在外，世界被排除在外，社会环境就像包裹一样把人包在了里面，任由这片土地古往今来的悲剧在人身上无尽地演绎。历史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挡在现实的面前，以老者至尊的威严宣称现实的合理性，但是逃离却能让玛丽说出那样叛逆的话：“反正真主也不爱我。”
逃离不一定要惊天骇浪，尽管逃离需要舍弃。伊凡、玛丽、西玛尔的逃离都在本土之上，即使出驶到了海上的伊凡也没有离开他的土耳其，但逃离却都给了他们该有的回馈，至少他们都不想再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中。李凡纳利的“伊斯坦布尔的幸福”并不遥远，这是我读这本书之后心中洋溢着温暖的原因。自然我还看到，在世界文明之光的挥洒下，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严实包裹，每一个真正得到它照亮的人都会将其虔诚地收下，作为自己的财产，而且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