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郑亮:自由是唯一的幸福出路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的结局是喜剧。这本小说讲的,不是社会多么黑暗,传统多么固执,文明多么肮脏。这些都不是小说要讲的。喜剧结尾不是为了讨好读者写出来的。

我们的读者一点也不会对书中描述的土耳其感到陌生。全球化文明与旧时代共存,无限膨胀中的伊斯坦布尔,这个土耳其魔都奢靡的生活,无人管理的城乡结合部,强势的黑社会或公务员,强制拆迁,信仰的失去根基与迷失,农村里家长的威权,不那么熟悉的还有在边疆和游击队的激战。

这似乎是一个绝望的世界,但是这完全并不妨碍小说的三个主人公,从完全不同的地方出发去寻找自由。正如小说第二十六章的标题:“要治愈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在故事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相遇了,在另一种文明中找到了自己的自由。

本来,他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让人绝望。玛丽被自己的伯父,村子里的精神领袖奸污,她自己却要被赐死(也就是所谓的“荣誉谋杀”);她的哥哥,与库尔德工人党的战场上回来的西玛尔,感觉自己与家乡格格不入;伊凡教授发现伊斯坦布尔的高端生活让他噩梦连连。

他们也可以继续绝望下去。玛丽可以在马厩里上吊,可以在高架桥上毫无反抗的被杀死,就像她村子里那几个女孩,此外还有的无数个女孩那样;西玛尔可以奉父命杀死玛丽,然后继续回乡和未婚妻过平静的生活,只要他不说,谁也不知道这个女孩死在这些烂尾工程旁边,这一类比荒野还要荒凉的无人照管之地;教授也可以继续享受温暖的生活,现代社会有无数释放压力的娱乐,要是实在不行一可以去找心理医生,二可以去找毒品,三可以从楼顶上飞下去。已经有无数个人这样做过了。他们有的是死于某种文明的存在,有的是死于某种文明的消失。

他们三个人并非在伊斯坦布尔相遇,但是因为伊斯坦布尔把他们相连。把他们相连的还有他们自己的行动。西玛尔在最后一刻没有杀死玛丽;教授终于乘上一艘船浮于海。但是这并不够。对自由的渴望驱动着他们,好像各自离开了自己的瓶颈,进入了一个广阔的世界,但是还不知道如何去寻找。

自由的力量无处不在。村子里的一次“纪念抗俄战争胜利日”的主题晚会上,扮演的“俄国人”居然打败了 “土耳其人”,这简直岂有此理,这种自由根本不容许存在。火车上,有些神智不清的老人朝作威作福的国家特工吐了一口唾沫,这让他怒火中生,却又毫无办法。不一定成功,但自由总会释放自己。

还需要自己的努力。教授想起来自己童年时的航海,一个人驾着一艘船穿行于对峙中的海峡两岸;西玛尔和玛丽这对兄妹找到了在城郊打工的亲戚,找了一点活干。但是还不够,还需要一些运气,才能知道自己应该去哪儿生活。

一旦找到之后,都不可能回去了。当西玛尔知道自己父亲的衣冠里包着禽兽,他不可能回到那个村子里了,村子里的未婚妻也渐渐被忘掉。不管怎么说,这是好的,在村子里无法解决的痛苦,现在看来都无足轻重了。

玛丽知道了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了解了她的身体。村子里禁欲的生活也许适合某些人,但不是为她准备的。不管怎么说,她活下来了。

至于教授,就像作者一样的成年人,虽然不知道下一步要漂流到哪里,但是他感到自己并不是毫无用处的,至少为两个孩子带来了一点幸福。

所以,这就是标题为什么要叫做“伊斯坦布尔的幸福”。因为这中幸福只有在这个文明混杂的魔都中,这个最糟的时刻才能找到,只要你在其中寻找的是自由。这也是文明能给人带来的唯一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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