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因为里约人自命不凡，只是他们处事不惊，不容易大惊小怪而已。长时间来对权力的司空见惯培养了里约人对权贵的一种自然的冷漠，不管他们是政治家、百万富翁还是媒体上的偶像。少有的一个例外就是当时的性感女星碧姬 · 芭铎1964年来里约的时候。刚开始，她在科巴卡巴纳海滩出现几乎引起了一阵暴乱，她再也不敢出现在酒店房间的窗口了。但是这个城市很快就适应了，几天后，当她去一个夜总会的时候，已经可以听到人们说：“天哪，又是碧姬 · 芭铎！”1942年的时候，奥森 · 威尔斯在里约待了六个月，拍了一部叫《真相》的电影。此前一年他那部划时代的电影《公民凯恩》为他在电影界赢得了最闪亮的荣誉。但是他在里约时，是那么的不张扬，除了他有时大把花钱或者把家具从酒店房间扔下去的时候。《真相》一直没有封镜，但是奥森给里约留下了那个年代的一些很有特色的东西：他发明了一种叫做“柏林桑巴”的饮料，用巴西朗姆酒对着可乐，这在当时确实流行了一阵。1970年，贾尼斯 · 乔普林，刚刚举行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的风云人物也在里约流连忘返。有一天，她在伊潘尼玛的一个广场上和一群年轻人喝多了，醉得不省人事。这群小伙子就向一位理发师借了刮胡刷、肥皂和刮胡刀，在她昏迷不醒的时候把她腋下的腋毛球给剃掉了。国外的名人在里约不用担心被那些无固定职业的摄影师跟踪到衣服都被撕破的地步。是的，一次在科巴卡巴纳宫殿的狂欢舞会上，杰恩 · 曼斯菲尔德的胸部从她露背礼服中春光乍现，而当时，确实有一位四处搜罗新闻的摄影师。但是那也许是杰恩的胸部也想一睹舞者们的风采呢。
里约向来都用慈爱馈赠于来这里的客人，但是作为国家首都的漫长岁月中，里约学会了不相信这里的统治者。1565年到1960年间，有53位统治者在这里居住和工作过，包括七位总督、一位疯狂的女皇、一位摄政王子（后来成为国王）、两位皇帝以及后来的八位国家总统。这些足以让里约人相信，除了个别例外，每个当权者都值得把驴子尾巴挂到双排扣礼服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乡下出生，拍去身上的尘垢之后领受了城市的虚荣给他们带来的益处。但作为交换，他们却没有像帮助自己来到里约一样来帮助里约。里约也报复了他们：用玩笑来取笑他们，这些玩笑会流传到全国以至于在下一次的选举中成为致败之笔。上到国家总统，下到一个住宅区的管理员，只有一件事情比当选为里约的某个职位更困难，那就是再次当选。
在里约，对统治者的不耐烦不仅仅局限于里约人民。出于某种原因，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里约市长需要对市动物园进行一系列的拜访。每次，一只叫迪奥的很讨人喜欢的猩猩都会把市长当做排泄粪便的对象。这些动物经常会对公众作出这种举动，而这只在动物园颇得宠的猩猩很会挑人。当它看到有一群重要人物和记者在自己的笼子旁边的时候，就会把“独家”粪球全部排在市长的身上。第二天上午的报纸会大卖，因为迪奥做了一件民众一直都想做的事情。作为奖励，他在下次的竞选中将获得比数位老政治家更多的选票。
有一些陈词滥调总是在诋毁里约的形象。例如，他们说里约人不工作，成天都泡在海滩上，总是在街角或者酒吧中停留和人闲聊，这个人可能只是他刚刚认识的，但已经是很铁的朋友了。另外的陈词滥调说里约人约会总是迟到，什么事情都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去做，他们想要约别人时总是会说“下次见”。没错，就是这样。进行这些口头攻击的人都不是里约人，而且我们性格中的这些特点是能解释的，而且往往都是有原因的。
首先，里约人不努力工作是不符合事实的。相反，里约是巴西人们工作最为勤奋的城市之一。可能也是成绩最为斐然的城市之一。根据巴西国家统计协会的统计，里约人每星期工作40小时零47分钟，与你所在的城市相比，在任何大城市中都居于令人羡慕的中等水平。如果有127小时零13分钟不去工作，也不用责备他们。这样的时间，别的城市的人都用来睡觉和看电视，而里约人却做更有意义的事，像去沙滩，到酒吧逛一下，和人闲唠一番，做各种运动，就像每个里约人实际上做的那样，或者在街道上闲逛。里约有那么多机会，每小时的工作都要双数计算，因为当他工作时，他会被排斥于所有事情之外。
其次，还有风景的关系。在其他城市，把白天耗费在四面围墙的办公室中看不到周围的景色，可能还是一件幸事。但在里约，简直像坐牢一样饱受折磨，因为瓜纳巴拉湾或者大西洋就在眼底——你会觉得外面有丰富的生活，而为了换一份薪水要在这里做繁琐工作简直就是十足的折磨。我这么说是因为在我给现已停刊的杂志Manchete当编辑的时候，办公室正好对着由布雷 · 马克斯设计的弗拉门戈公园。公园阳光普照，远处还可看到有船正要出行，上面坐着正要出海探险的戴游艇帽的小伙子和穿短裤的女孩，这让我联想到了刺激、性爱和香槟。尤其让我难受的是有时我还必须给这些探险的报道加标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