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的利欲熏心——我也是吗?

相互结识,相互帮助——当人们有指向性地反对社交中相互间的贿赂时,它最初却被解释为,高级政治家之间的一种可原谅的行为。相互结识和帮助首先在每个毗邻的社会阶层之间,具有中立的含义:例如在邻里、朋友和家庭间的交往中。另一层含义却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均从属于一个地区性公共团体:村庄,小城市或大城市——共同的方言和随之形成的关系网。而并不是所有我们归属其中的,都乐意被我们承认为我们的社交圈。热衷于社交并不意味着,通过繁忙的应酬来归属于它,我们有权力开诚布公地襟怀坦白地接纳它或拒绝它。     

事实上,上层社会或底层社会,人们归属或不归属某一阶层,这些潜在的划分,在过去的几代人中没有或者极少发生改变——或许有个别的例外。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贵族的社交礼仪都曾经是必须遵循的律法。废除王位后,出现了在政治上有一定地位或经济上富有的中产阶级,如医生、科学家、艺术家、高级公务员、牧师和政治家。这种结构不过才持续了短短的两代人,全新的社交规则便通过媒体的引导得以广泛传播。承载这一全新规则的虽然是社会名流,但是这种规则下的“社交”却有所欠缺,知识阶层和学术界被拒之门外,他们应有的冲击力是严重缺乏的。

今天的社交界虽然没有明确区分新旧团体,但逾越界限的通道是非常狭窄的,在每个单独的领域内,都有非常明确的游戏规则。这些潜规则各不相同。社交界名人,往往享有知名度并享有特权,他们并不是单单凭借职业方面的突出成绩引起他人的兴趣——而是大多数“普通人”心甘情愿地屈从于他们。在一些重要群体的社会交往中,各个层面的人物的的融合,只是出于某些私密的或利益上的考虑。社交界的大型活动,时常让人联想到历史上每年举行一次的汉莎城市节(现指德国北部的不来梅、汉堡和吕贝克三城市),所有被邀请者均为社会名流、政界要人——在这个圈子里,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

如今这些不可逾越的局限在社交中也时常显现。作为社会交往的催化剂,许多清高的有“洁癖”群体会采取非常严格的会员制,如网球、高尔夫、帆船或马球协会,这些协会作为社会交往的幌子,在不平等的社交活动中,服务于不同曾面的社会交往需要。

浮华的社交活动时常出于各取所需,互惠互利考虑。如果人们野心勃勃地想获得事业成功,或想成为社会名流,便要不断权衡利弊得失,并花时间忙于这些活动。对于那些将这个灵活的游戏用“给”和“拿”来计算的人,其他任何事情看起来都毫无意义。社交界和友情无关。这一虚伪的面纱很会快就被达成共识的人们掀掉,并以最快的速度驶入友谊之外的范畴。,就像那些高雅的高尔夫俱乐部或热气球之旅俱乐部一样,这些群体只有一个个的“区域保护协会”。

热衷于社交也是一种长期有效的投资,时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为下一代、为孩子们做些准备:“正确的”学校、“正确的”朋友、“正确的”俱乐部当然是最好的前提,让今后的“互相认识,互相帮助”变得更加容易。

所有的自负和傲慢都有另外一面。热衷于社交,有时也仅仅是一种有目的性和针对性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从摇篮到担架,从生到死,通过人际关系得以实现的生存策略。在职业生涯中,社交扮演着基本角色。良好的社交能力,至少让成功变得容易。晚年的社会保险也会被社团保护——长久的承诺,也是获得需求的必要付出。无论如何,参与到良好的社会生活中是有意义的,人们能从中获得力量,并因为自己是个受欢迎的人而不再感到孤单。

当然并非所有的交往形式中都是交换。事业攀升——有社会的一面也有职业能力的一面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是社会中的交易机器,即便确实有一些群体相互利用。社交界的高级阶层——也可称作奢侈阶层——有自己特殊的法规,他们的交往从来都是不合乎自然规律的,并且永远都会这样继续下去。他们不能自由地表达,他们的交往不仅仅为了下一代,他们将一切都视为机会,并且从未感到满足。为此,真正的社会交往的意义并没有在他们中间得到真正体现。而真正重要的社会群体,看上去已经很早就成了社会的陪衬。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在主流社会之外,并肩负重要责任。他们的功绩将被载入史册。

和欧洲人不同的是美国人时常认为,责任归功于他们国家的成功人士和成功人士之间的交易。在这些人的生活中,为了让他人分享他们的成功和成绩,他们会作为慈善家或成立基金会来回报社会。如果这个循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那么热衷于社会交往就不仅仅具有意义,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为了维持社交生活、维护道德范畴他们促进并伪装了一个目标。做一个社会名流是暂时的,可浮华本身却一直存在。为什么不在目前的生活阶段思考关于自己的社交信条——这或许是一个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思考,因为有许多种可能性,让我们拥有 “不朽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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