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川：33条，他们过了33次河。
杨 澜：水温是多少？气温是多少？
陆 川：零下十来度吧。9月份的时候，有个记者手放进去，3秒钟就得拿出来，冻麻了，没知觉了。你想我们10月底拍的。那时候我每天都在尝试找到那条路。我没法说得更具体，因为会细微到一句台词的尾音是应该要朝上还是朝下，是用玉树的普通话合适还是用青海普通话合适。后来到现场不得不采取一种更笨的办法，就是你们来一遍。比如车陷在冰河里了，我说：“你们把车刨一遍。”然后我就站在边上看，哦，我突然发现集体拉绳有意思，它表现了一种方舟似的感受。或者，哎，我看有一个演员，从车里出来的时候踹了一脚。哦，这好，我得把这个拍下来。
杨 澜：都得让人家试一遍，等你想清楚了，这帮演员早就冻死了。
陆 川：但是你知道，一个好的电影其实就是一生活，它多汁多味，它是有水分的，那些水分其实就全在细节上。
杨 澜：所有吃的这些苦，是必须要吃的吗？你回头再看，《可可西里》可以取一些大全景是在那儿拍的，但拍一些局部的戏的时候，真需要在6000米的海拔上拍吗？
陆 川：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尤其对于我率领的这一群非专业演员来说，要有一个东西让他们去相信。我记得站在河边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了一句话。我说：“这条河，楚马尔河，5年以前那支巡山队真的就在这儿。”他们看过这记录片。我说：“他们当时在这儿抓过一批盗猎分子，就是跨越这条河，脱了裤子冲过去抓的。”我说：“今天我们也在这儿实地拍。”其实没有说太多，我只是说：“人家能过这条河，咱们也能过。”当然他们过的时候其实是夏天，而我们是冬天。
杨 澜：看到这些活生生的人，这些血肉之躯在经受严酷的自然的一次一次的折磨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犹豫和痛苦吧？要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好像忍不下心拍33条。
陆 川：其实我觉得我挺分裂的，或者说得更狠点儿吧，在拍摄的时候我挺自私的。我完全……
杨 澜：你只想着你的电影。
陆 川：我只想着这镜头合适不合适。我看镜头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个人怎么跑得那么欢啊，不对，再跑，因为他不该欢，他应该筋疲力尽，但是又特别勇猛。这是很微妙的，你不能欢你不能微笑，后来发现没人欢了，因为跑完几遍就得送去打吊针。我到医院就会流泪，但是第二天拍的时候又不对了，一看监视器我就会……这其实挺分裂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肯定是一种摧残。但对于电影来说……拍戏的时候我经常跟大家说， 在北京4个月，我们能做什么呀？什么也做不了。生命什么痕迹也留不了。就像女人生一孩子一样，对我们来说电影是一孩子，它们也许没有把基因传下来，但是它把我们的向往记录下来了，或者它把我们信念记录下来了。我坚信胶片可能有一天会坏，但是这部电影会有数字电影，它会被流传下来，会在图书馆被未来的一些人偶尔翻起看到，知道在2004年有一帮人这么干了一部电影。那时候我们肯定都不在了。
杨 澜：是一种不朽的欲望，对吧？
陆 川：当样片回来我们聚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会被片子，会被自己所打动，我觉得我们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杨 澜：离死亡最近的是哪一次？好像你跟自己的副导演曾经说过“如果我不在你要继续拍下去”的话。
陆 川：离死亡最近的就在楚马尔河，我开始胸口疼，先是这边疼，就跟挨了一枪似的，打穿了，相应地背后也疼。不知道怎么回事，到现在我也没查，一直没时间。过两天之后这儿开始疼，是心脏疼，也是跟打穿了似的。我觉得每天都带着两个洞去拍戏的感觉。疼得你只能这么坐着，佝偻着。晚上睡不着，头疼。你能感觉到像沙漏一样，身体有一种东西每天在流走。我真不骗你，你会觉得哗哗哗，你快没了，有一种东西，你快坚持不住了，哪天“嘎嘣”你就过去了。当时我们每天往下送人，3个、5个、3个、5个，一批一批往下送，下去一批人你就挥挥手。
杨 澜：你倒还是挺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