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川：我还行，你看在高原上拍戏的照片里边我算最精神的一个，其他好多人都已经七零八落了，摄影师完全蓬头垢面脸肿得跟苹果似的。
杨 澜：也跟偷猎者差不多了。
陆 川：差不多，我们到最后拍得都成一家人了。我喜欢用一个词：“流浪”，但是这词是别人说的，我跟他叙述我们拍摄的过程，拍一段换一地，他说，你们不是跟流浪一样嘛。真的很像，真有这种感觉，但是挺快乐的。
杨 澜：真有这种流浪的感觉。
陆 川：对我个人来说，葛陆明车祸去世是我这部戏里边经历的死亡事件中间的一个。
杨 澜：还有别人死亡吗？
陆 川：拍这部戏开头的时候，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我的班长，突然肺癌死了。
杨 澜：这么年轻啊。
陆 川：对啊。
杨 澜：30岁出头。
陆 川：30岁就突然死掉了。然后是葛陆明。我9月5号正好要检查拷贝，放到拿白布单子盖多布杰的脸的时候，接到我爸的电话，说我姑姑（陆星儿）去世了。真的，头跟尾，这电影对我来说……
杨 澜：挺邪行的。
陆 川：挺邪的，挺不一样的一个电影，它可能是我必须要经历的一个东西。
杨 澜：听说你在噶尔木曾经痛哭过一场，是吗？那时候为什么哭，为自己哭还是为什么哭？
陆 川：我也不知道，就突然地。
杨 澜：什么引发了呢？
陆 川：我忘了是哪天了。那天正好不拍戏，休整，调整，有个器材没做好。摄影师到我屋里来上网，然后我说我去洗手间洗把脸。这一洗脸就不行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没具体的事，就突然……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很长时间。
杨 澜：哭出声了吗？
陆 川：捂着没出声。崩溃了。
杨 澜：哭了多长时间？
陆 川：不知道，很长很长，关键是出来的时候，这个屋子已经空了。摄影师已经上完网了，他一般上网时间很长。他说：“哎，你怎么上厕所那么长时间啊？而且敲门还没声。”我都没听到他敲门。
目睹生命的脆弱和现实的残酷，陆川修改了剧本中近一半的内容，他说：“因为我无法对真实的情感撒谎，因为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的结局。”由于擅自对电影做出巨大改动，陆川先后6次被投资方哥伦比亚公司要求修改结尾，不过，即使是妥协，他也坚持着自己的底线。
陆 川：我一共有3个结尾，现在我采用了相对比较中性的一个。一个结尾记者哭，那记者哭放在哪儿呢？就放在喇嘛把白布一盖，开始唱歌的时候呢，渐黑接渐起，然后是记者在一个特别黑的地方写稿子。这镜头绝对有杀伤力。我们的投资方、制片人，包括田壮壮，谁看谁流泪。那种号称看电影从来不哭的人，也会偷一张纸擦一擦。但是我已经开始想拿掉它了，我不想让观众在我的电影中流泪。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哭片。我带着这想法去问壮壮，问要不要拿掉，他想了半天，说：算了，拿掉吧，看到那儿的时候，虽然我很感动，但我觉得你出来了。他说：你陆川坐那儿哭呢。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已经是我的声音了，我没必要到最后自己站到墓前来说“这是我”。还有一个结尾，是在把布一盖上，之后是一天葬。喇嘛在砍多布杰。
杨 澜：那太血淋淋了。
陆 川：没有，没有血淋淋，只是在砍。下一个镜头是一只鹰，我拍了一只非常漂亮的秃鹫，我觉得那个镜头拍得非常漂亮。它在蓝天上翱翔。因为拍得很大，翅膀充斥了整个银幕，它脖子弯弯的，脑袋这样钩着。它在观察地上的天葬，它在看，一直盘旋，30秒，拍得非常清楚，因为我是实地拍的嘛。
杨 澜：其实我觉得这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