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澜：这些人当初是和他坐一列火车，在他的领导下。
陆 川：但他们是真诚地相信他们能改变什么。我觉得新疆变成了他的一个挥之不去的记忆了。
在父亲的臂弯里，小陆川全然不知愁滋味。直到5岁的一天，当熟悉的新疆奎屯变成了首都北京，忧愁和孤独也悄悄地降临了，陆川说，走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他始终有一种“不带我玩儿”的边缘感。
陆 川：刚去的时候，我几次被人抓住在楼道里大小便。因为我是野孩子，那会儿新疆哪儿有厕所啊？
杨 澜：所以你在楼道里大小便来着？
陆 川：反正就是哪儿高兴哪儿来吧。我就被拎着去见我爸了。
杨 澜：你那时候反抗吗？
陆 川：我属于很瘦弱很苍白的小孩儿，但大脑特别发达，会想象着把全楼的小孩儿都灭了，但其实经常被全楼的小孩儿打得无处可藏。我的印象中那时候我骑着一辆自行车，看他们玩打仗。为什么我被排斥呢，因为新来的一定要五花大绑被枪毙几次，我拒绝被人五花大绑。马东（马季的儿子）就属于……
杨 澜：游击队长。
陆 川：司令员。我经常看到院里绑着一个特瘦的小孩子，他跟在后边拿枪顶着，到一土坑边上枪毙了。我拒绝被枪毙，后来就永远没有融到他们那圈里去。
杨 澜：我那时候经常扮演女游击队长。
陆 川：啊，你也是？
杨 澜：最后自己受伤了说：“同志们先撤，我掩护。”我想那个是最早期的文学创作，虽然非常套路化，但是编得非常投入，演得非常真诚。
陆 川：所以我印象中那会儿老得去自己抓虫子玩，从小就做了很多标本。比如说我会抓很多蚂蚱，从特别大个儿到特小的，把它们都钉在一个盒子上，然后写上“蚂蚱的一家”。
杨 澜：那你觉得那个时候有什么经历，或者是当初的一些感受和你后来的电影生涯相关呢？
陆 川：其实电影就是人生嘛，说白了，导演到最后比的什么？比的就是你对人生有没有新鲜的或者有意思的看法。我有一个看法是小时候养成的，就是觉得女孩儿都特好。
杨 澜：女孩儿不把你五花大绑？
陆 川：不是。那会儿吧，楼里边有几个女孩儿会请我到家里去一块玩儿。她们家里有电视，那时候我们家很穷，没有电视，她们请我看电视。但楼里的其他的孩子不是这个样。打倒“四人帮”之后，我爸被审查了整整4年，人家是“四人帮”打倒前被审查，我们家是打倒“四人帮”后被审查，我就特别明显地在楼里面被孤立。
杨 澜：大人的事也会影响到孩子。
陆 川：绝对的。那会儿楼里边有一家人有电视，一到晚上小孩子就成群结队去看去。我记得我就看了一次，也不知为什么第二次再去看的时候就被挡上了。“哎！”我说。他说：“今儿不放了。”我说：“前面的小孩不是进去了吗？”他说：“今儿不放。”哐，门关了，我就一个人站在门口。
杨 澜：但是你选择的方式就是躲到自己的小天地里去幻想，而不是伸出拳头把对方打倒。
陆 川：打不过，每次都被打得头破血流。我记得有一次被特别高壮的两兄弟打了一顿，我就回家跟我爸爸说：“被打了。”他说：“怎么打的？”我说：“他们打我耳光了。”我爸给了我一巴掌，说：“一个男人怎么能被人打耳光呢？你自己解决这问题去。”但后来他还是领着我去找他家长了，但是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