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力被认是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个阶层，他们的地位甚至比农民阶层还要低，他们几乎没有自己的尊严。他们只有一条破烂不堪的蓝裤子，用绳索绑在腰际，脚穿草鞋，一件补丁落补丁的蓝外套，还有一根用来抽烟的烟斗；除此以外，一无所有。如果在高原地带过夜，他们会拿出几个可怜的硬币，去租一条脏兮兮的毯子，睡觉时盖住他们瘦弱憔悴的身体。他们的生活凄凉不幸，永无出头之日，唯一担心自己的身体有朝一日将无法应付繁重的劳动。他们在鸦片里找到了宁静的心绪及继续生活下去的元气。
每一天，苦力们都能领到一点点钱，可以买一点东西充饥。一般在三顿饭的间隔时间里，他们会拿着钱去买鸦片，也就是早晨、中午和下午。抽大烟可以带来平静的情绪以及清醒的头脑，而对于这些被社会遗弃的苦力来说，吸上几口大烟，更能缓解体力上的痛楚。露丝本人就看到过这一神奇的变化。一个筋疲力尽的年轻苦力在早晨被沉重的货物压得虚脱了，而到了下午，吸食了鸦片之后，他居然挑着同样沉重的担子，像一个强壮的男子汉那样，大摇大摆地飞步向前。小说《上海一九三七》里，那位备受生活折磨的主人公说：“苦力们如果没有了鸦片，他们该怎么生存下去？”他还说：“如果没有梦想，生活就太沉重了。”尽管他们的行为方式可以理解，但是，吸毒成瘾的确造就了一批不负责任的劳动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常常携带货物潜逃，再也不回来了。
第一天刚刚吃过午饭，扬和一个苦力争吵了起来。这位苦力不打算再干下去了。整个队伍已经动身，正走在半路上，突然，厨师王气喘吁吁地向着露丝跑了过来，露丝当时已经放弃了步行的方式，正坐在滑杆上悠哉游哉。王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说，“有个苦力不好了，他逃跑了，都是鸦片惹的祸”。
面对探险过程里的这个问题，扬非常恼怒，他对这个大问题感到忧虑。他为自己同胞的行为感到耻辱。
露丝显然不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在探险过程里，她还进一步激怒了扬：因为她自己也开始吸食鸦片。在苦力逃跑的问题上，露丝完全是从一个劳动者的立场看待这件事情的。她只拿着自己的照相机，而身边那些苦力，个个都比她矮，却挑着巨大沉重的担子，迈着急促而短小的步伐，走到了她的前头。对此，她怎么能无动于衷？她曾经说过，如果她本人处在苦力的位置上，“将做出比吸食鸦片更糟糕的事情来”。
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重新分配人力，每人多承担一些额外的负担，然后继续前进。一个苦力失踪了，整个团体还是要前行的。那天傍晚，他们在一家阴沉而低矮的小酒店里宿营，那里有一个脏兮兮的院子。喝完一碗味道浓郁的酸辣鸡蛋汤，等到太阳下山之后，筋疲力尽的露丝很快上床就寝了。第二天，她在给家里的信里写道：“昨天晚上的那个小酒店真是十分糟糕，那里所谓的房间简直无法形容，苦力们就住在里面。昆廷用行李在院子的角落堆成一个屏障，屏障后面置放我的行军床。他在前面放上两张桌子，晚上就睡在上面。所有的措施都无法改变中国人的习惯做法，总是有人走进走出，整夜如此。不过，我还是睡得很好，大约从晚上七点半睡到早晨五点半。所有的安排都非常好，甚至是可怕的、男女通用的厕所都不在话下，它丝毫也没有耽搁这次特殊的探险旅程。”
现在，他们过着士兵般的生活。每天清晨，整个队伍就会早早起来，向着山间小路进发。露丝也在这样炎热的清晨里跟着队伍向前。她凝望着地平线上闪耀着光亮的云彩，实际上，这些白色光亮并非来自云彩，而是雄伟的邛崃山对她的第一次召唤，那些白雪皑皑的山峰，正是她在酷热无比的上海常常梦到的一幕。
不过，就在早饭后的第一次休息之后，她的美好幻想突然被打断了。又有两个苦力逃跑了，这个情况迫使整个团队的行进只能依赖于富有四川特色的小推车。从探险活动开始到现在的四十八小时内，十六个挑夫中已经有三个逃跑了。这次探险活动的组织工作是由扬负责的，面对这种情况，这位年轻人渐渐变得冷酷起来。他意识到，如果听凭逃跑现象继续蔓延，探险活动将无法进行下去。他把所有的挑夫召集起来，挥舞着左轮手枪，以加强他的语气。他告诉苦力们，如果必要的话，他将不再预先发放当天的食物，防止他们拿食物去换取鸦片。他还明确地告诉他们，不管他们如何心存不满，但必须承认他的权威，必须认清擅自行动的严重后果。
离开成都只有几公里，又发生了一些现实的问题。在整个白天里，路面上出现了几队士兵，其中一些士兵还端着轻机枪，很快地跑到探险队伍的前面。根据这一地区的匪情报告，一些武装男子经过此地，押送着两个用绳子五花大绑起来的囚犯。扬开始对川流不息的队伍警觉起来。他坐在一辆颠簸的小推车里，膝盖上放着一把绍尔来福枪，赶到了露丝的身旁，恳求她拿上一把枪，以便在危难时刻可以自我保护。露丝不仅不为匪情报告所动，反而还认为他的焦虑有点多余。在她的眼里，扬拿着一把枪，英俊的脸上眉头紧皱，一缕倔犟的头发耷拉在前额，这是一幅多么漂亮的画面啊。她不由自主地拿出了照相机，把他的形象拍了下来。
然而，吃过午饭之后，她的照相机镜头发现了一个绝然不同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