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坐在窗边的扶手椅上，问我是否觉得自己是个做饭好手。
“是啊，”我说，“还不赖。”
“你总是把书摊开吗？”
“对。”我说。
“那你就不会做饭。”她哈哈大笑，但她并不是开玩笑。“如果你需要一直把书摊开看着，你就不是真正在做饭。”我们以前也有过这种对话，一起来的，还有这样一段：“你读了伊丽莎白·戴维的书吗？”“还没有，妈。”“你要是想学会怎么做饭，去读读伊丽莎白·戴维的书吧，她会告诉你一切。读读《法国外省烹调》。她的书很棒，我们都是从伊丽莎白·戴维那儿学会做饭的。”跟我妈妈的这番对话，能让我们开个话头，聊起吃的方面。当时我们能够分享的事情很少，只有寥寥几个话题我可以提起来而不会惹她生气或者让她产生错觉（提起我爸爸、某几位以前的朋友、某几位亲戚、我们住过的地方、绝大部分过去、政治、国际时事时她就会），也不会1
踏进健忘与漠然的海洋，这样的海洋包围着她曾关心和我现在依然关心的事物（书、电影、新闻）。但是如果我告诉她我周末给朋友们做了什么饭，我们就会到达一个安全的领域，在这里，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在厨房里度过的一个个下午，收音机开着，水池里放着沾有巧克力的搅拌碗，甜品在冰箱里凉下来，酱汁在炉子上慢慢煮，烤炉里的面包片慢慢变脆、变黄，整座房子里弥漫着混合在一起的美食味道。
这是2005年5月4日惬意的下午，她那个位于瑞士小屋区1的房间窗外，一簇簇七叶树的粉红色花束在春风中轻轻摇摆。自从她从那套单居室公寓（她在那里顶多会煎点熏肉）搬到位于伦敦西北部一处工业区的门上有锁的精神病房，然后又搬到一间老人院（名为鲁思摩尔之家，在那里，她跟一动不动地坐在走廊上的那些垂死之人比起来，相当于十几岁）的顶层以来，她已经很久没做过饭。在老人院，她的岁数跟一些员工而不是其他住客更接近，她不跟那些盯视着自己越来越黯淡的记忆的驼背老太太来往。跟她们不同，她会沿着街道走进本地的商店和咖啡馆，端着一杯咖啡，跟本地那些与环境格格不入的人为友，那些人也每天把时间花在喝咖啡上。在老人院，她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偶尔读小说、看电视，等着我姐姐和我打电话或者去探视。
她讨厌里面的饭菜--那里只有这点不好--很喜欢给人带出去吃饭。没几天前，在跟我姐姐去樱草山附近的商店时，她给我买了件礼物，是个柠檬刮皮器，她没用纸包装起来就给了我，也没说干吗要给我买，她知道我会喜欢。我已经有刮皮器，可是立刻喜欢上了这个。它的柄是个实心铁球，她还买了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给我姐姐。她从扶手椅上站起来，我们吻了一下，我微笑着拥抱了她。那次探视并非事先安排好的，而是挤出来的一个钟头，因为我刚好身在伦敦而不是在一个战争地区，我只是路过。一个钟头待下来，我没有感到恼怒，其间我请教了我妈妈一些事情，她也跟我说了，哪方面的事我已1瑞士小屋为伦敦卡姆登区的一处地名。
经不记得，因为那种少有的受到我妈妈照顾的感觉才是关键。我拥抱她时，手里拿着柠檬刮皮器。她买刮皮器的商店，跟她的烹调导师伊丽莎白·戴维年轻时自己开始做饭时所住的公寓刚好位于同一条街上。
我把刮皮器放进口袋就走了。
两天后她去世了，上午的某个时候，在那个房间里，她倒在扶手椅前方的地上，她的心脏毫无预兆地停止了跳动。
我18岁时，曾经想让我的妈妈--把我带入这个世界，并用无尽的爱包围我的妈妈--死掉，而且是大声说出来的。
当时我站在罗德岛州新港市我姨妈家的厨房里，那年夏天我住在那套公寓，正在把餐馆打工的小费及工资攒下来，好在秋天和冬天时乘灰狗巴士游遍美国，那是在1988年夏天。我的珍妮弗姨妈比我妈妈大两岁，她们俩是四兄妹中最大的两个，她们从小特别亲近。我姨妈在约翰·肯尼迪被刺那年从苏格兰移民到美国波士顿。我当时刚在苏格兰高中毕业，等我到了姨妈身边，到了这个新鲜、令人激动的国家之后，我发现了她身上我好多年都不了解的事。很多方面，她就像我妈妈--她的说话声音、眼睛和偶尔的不拘礼节。我到美国的第一天，她刚刚在普罗维登斯市接我下了巴士，之前她违规停车，我们赶回她的汽车那边时，她跟那个样子懦弱、身穿制服的服务员吵上了架，那个服务员是个中年人，挣的钱肯定只比最低工资高一点点，我可爱的姨妈大声说他是个“纳粹”，这种话我妈妈也说得出。但在别的方面，她们还是有区别的。跟我妈妈不一样，珍妮弗居然会去巴士站接我，她还会为我洗衣服、跟我一起看电影、为我煮咖啡、分享我讲的笑话、请我去外面吃5
饭。她不会跟我吵架，我跟她讲话，也不用一直得惦量着。我的表弟克里斯蒂安用一根针、一条线和一块冰为我穿耳时，我姨妈从冰箱里拿出白兰地给我倒了一杯。
这时是下午，在我要去新港那间码头餐馆打工（跟我的几个萨尔瓦多哥儿们一样打黑工）之前，我跟我姨妈谈起了我的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