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钱理群在他的《一代学者的历史困境》一文中说：“那一时代服从政治需要的要求是绝对的，对其任何背离会直接威胁到自身的生存。这是我们考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时，所必须充分注意并予以理解的。正是为了生存与自救，也部分地为了自己的信仰……总想努力跟上时代。他们不断地检查自己，在每一次政治和思想批判运动中，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做种种或违心或半信半疑的表态。”(《读书》，1994年7期)这一段话清楚而概括地说明了那时?情况。
一个哲学头脑的改造似乎要更艰难一些，他需要思想的依据。就是说假话，也要在自己思想里能自圆其说，而不是不管不顾地照着说。于是便有了父亲的连篇累牍的检讨。他已经给放在烧热的铁板上，只有戴着叮当作响的铁铃跳动。
他的改造除了客观形势使然，也有自觉成分。这个自觉成分最主要的原因是爱国。他有着对祖国对中国文化的深沉广博的爱。这种爱不是对哪个朝代、哪个政权，而是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对自己生存的空间、对自己的父母之邦的一种感情，如同遗传因子传下来，成为血。近百年来，我们的国家屡经丧权辱国，已经到了国不成国民不成民的地步。经过这样的历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巨吼怎能不让人割舍一切!“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这是他以中华民族兴亡为重的心声。孟子早有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三个层次分得很清楚。而现在有些人反而把朝代的变迁、政党的利益放在最上，令人遗憾。
二十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冯先生。甚至在课堂上，学生们也先有一个指导思想，学习与批判相结合，把课堂讨论变成批判会。批判胡适先生的文字也很多。但是他远在海外，国内这边越批得紧，对他可能反而是一种荣耀。对于冯先生来说，就是坐在铁板上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哲学工作者，除了极少数例外，几乎无人不在铁板下加一把火。这里我绝没有责备的意思。那是时势使然，个人很难违抗。应该说的是，冯先生对于批判者从来不心存芥蒂，在家里从来没有对哪一个个人表示过不满。他知道烧烤别人的人自己并不好受，而且大多后来也受到烧烤。“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我在父亲身上感到他充满理解与同情的博大胸怀。
冯先生在这种铺天盖地的批判中，单枪匹马，但他不是孤独的，他有思想为伴。他在思想。他爱自己的祖国，他还要卫护中国宝贵的文化。在讨论哲学遗产继承问题时，他提出要区分哲学命题的两种意义，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具体的不能继承，只能继承抽象意义，这就是著名的“抽象继承法”。这一说法受到的批判达十余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