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成长的轨迹(3)

当时的研究部只有一个人——戴夫·莱维。只要你问他问题,他总能给你一个答复,至于这个答复是否令人满意,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一个人怎么能了解8000家美国公司呢?莱维当然也做不到。公司管理层对这种方法的理解可以归结为塞尔·刘易斯的一句话:“在牛市里,我们不需要研究部;在熊市里,研究部会吓死你。”在当时的环境下,把我的交易方法称为“跟着感觉走”似乎很贴切。

父亲经常用零售业的情况说明道理,“如果你不打算在应收账款上赔一份钱,那就意味着你永远不会有潜在客户”。风险套利也一样——如果你过于谨慎,就没有办法玩这种游戏。在风险套利中,你肯定要涉足很多笔交易,虽然你希望每一笔交易都能赚钱,但如果你不在其中的某些业务中赔点钱,也就没有赚大钱的机会,更说明你的工作还不够努力。

没人怀疑过我的工作原则。此时,我还与约翰尼·罗森瓦尔德住在同一所公寓,他是在1954年进入贝尔斯登的。约翰后来成为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同时也是公司历史上最成功的销售员之一。那段时间,我们一起坐车上班,经常在一起对公司的薪酬体系互诉怨言。通常,我们的收入包括基本工资和相当于5倍基本工资的红利奖金。合伙人经常会告诉你,这就是你的全部收入,如果你不满意,“等到明年再说吧”。在负责风险套利部的第一个年头里,我的全年奖金达到了35000美元,在1954年的时候,这显然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是,你不能光看收入,而忽视我对公司利润的贡献。我找到了戴维·芬克尔,发了一顿牢骚。同一年,圣母大学刚刚聘用25岁的特里·布莱嫩担任美式橄榄球教练。戴维问我多大年纪。我觉得戴维是想让我领他的人情。我告诉他,“我比圣母大学的主教练大两岁”。他忍不住大笑,对我说:“你在挑我的理了。”我们的会面就这样结束了。尽管这次谈话暂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变化,但是从长期来看,我的身价还是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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