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研究部只有一个人——戴夫·莱维。只要你问他问题，他总能给你一个答复，至于这个答复是否令人满意，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一个人怎么能了解8000家美国公司呢？莱维当然也做不到。公司管理层对这种方法的理解可以归结为塞尔·刘易斯的一句话：“在牛市里，我们不需要研究部；在熊市里，研究部会吓死你。”在当时的环境下，把我的交易方法称为“跟着感觉走”似乎很贴切。
父亲经常用零售业的情况说明道理，“如果你不打算在应收账款上赔一份钱，那就意味着你永远不会有潜在客户”。风险套利也一样——如果你过于谨慎，就没有办法玩这种游戏。在风险套利中，你肯定要涉足很多笔交易，虽然你希望每一笔交易都能赚钱，但如果你不在其中的某些业务中赔点钱，也就没有赚大钱的机会，更说明你的工作还不够努力。
没人怀疑过我的工作原则。此时，我还与约翰尼·罗森瓦尔德住在同一所公寓，他是在1954年进入贝尔斯登的。约翰后来成为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同时也是公司历史上最成功的销售员之一。那段时间，我们一起坐车上班，经常在一起对公司的薪酬体系互诉怨言。通常，我们的收入包括基本工资和相当于5倍基本工资的红利奖金。合伙人经常会告诉你，这就是你的全部收入，如果你不满意，“等到明年再说吧”。在负责风险套利部的第一个年头里，我的全年奖金达到了35000美元，在1954年的时候，这显然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是，你不能光看收入，而忽视我对公司利润的贡献。我找到了戴维·芬克尔，发了一顿牢骚。同一年，圣母大学刚刚聘用25岁的特里·布莱嫩担任美式橄榄球教练。戴维问我多大年纪。我觉得戴维是想让我领他的人情。我告诉他，“我比圣母大学的主教练大两岁”。他忍不住大笑，对我说：“你在挑我的理了。”我们的会面就这样结束了。尽管这次谈话暂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变化，但是从长期来看，我的身价还是有所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