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成长的轨迹(2)

第四章成长的轨迹回到美国,斯雷德依旧没有闲下来。铁路和公用事业的重组大多已经尘埃落定,从总体上看,并购活动已呈明显减少趋势,每个月只有一起左右。尽管最初设立海外部的计划一直没有得到落实,但这个想法至少具有指导作用:与欧洲银行建立业务往来,鼓励它们购买美国公司发行的有价证券,由贝尔斯登充当经纪人。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突破口。但是,斯雷德已经有点儿厌烦风险套利业务了,他急于让贝尔斯登脱胎换骨。

尽管没人征求过我的意见,但我还是想办法让他们知道,如果斯雷德另有高就,我希望能成为风险套利部新的领头人。我认为,在风险套利部处于低潮期的时候接手,无疑是接过一个烫手的山芋。斯雷德并没有反对,塞尔和其他高级合伙人也没有意见,于是,在1953年春天,我正式接手风险套利部。

尽管地位发生了变化,但我的运气似乎依旧不错。股票市场即将步入8年的牛市周期——到底算不算牛市,谁知道呢?这也许是股市历史中最长的牛市。经济形势正在转暖,企业的胃口越来越大,收购业务越来越频繁,风险套利逐渐活跃,而且油水也越来越大。

有些套利者喜欢借助于第三方的独立律师,把目光集中到新发起的收购或合并上(多年前,伊万·波斯基就声称这是自己最喜欢的套利方式。他经常吹嘘,自己有一个庞大的会计师和律师团队,他们的工作就是分析每一笔新的并购交易。但现实情况却是,他依据这些专业意见作出的决策,清一色地以失败而告终了。而他的成功,却无一不是借助于贿赂银行家和律师得到的内幕消息)。

我的起步方法就是从理论上对每一笔交易进行研究,然后预测未来有可能会发生什么。这种方法似乎很有效。只要注意到存在有利可图的机会,我就会马上给收购公司的财务总监打电话,询问我们最快可以在什么时候就收购达成文件——当然,它们并不属于内幕消息,而是对外公布的资料。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研究部”几乎不能给我提供任何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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