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成长的轨迹回到美国，斯雷德依旧没有闲下来。铁路和公用事业的重组大多已经尘埃落定，从总体上看，并购活动已呈明显减少趋势，每个月只有一起左右。尽管最初设立海外部的计划一直没有得到落实，但这个想法至少具有指导作用：与欧洲银行建立业务往来，鼓励它们购买美国公司发行的有价证券，由贝尔斯登充当经纪人。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突破口。但是，斯雷德已经有点儿厌烦风险套利业务了，他急于让贝尔斯登脱胎换骨。
尽管没人征求过我的意见，但我还是想办法让他们知道，如果斯雷德另有高就，我希望能成为风险套利部新的领头人。我认为，在风险套利部处于低潮期的时候接手，无疑是接过一个烫手的山芋。斯雷德并没有反对，塞尔和其他高级合伙人也没有意见，于是，在1953年春天，我正式接手风险套利部。
尽管地位发生了变化，但我的运气似乎依旧不错。股票市场即将步入8年的牛市周期——到底算不算牛市，谁知道呢？这也许是股市历史中最长的牛市。经济形势正在转暖，企业的胃口越来越大，收购业务越来越频繁，风险套利逐渐活跃，而且油水也越来越大。
有些套利者喜欢借助于第三方的独立律师，把目光集中到新发起的收购或合并上（多年前，伊万·波斯基就声称这是自己最喜欢的套利方式。他经常吹嘘，自己有一个庞大的会计师和律师团队，他们的工作就是分析每一笔新的并购交易。但现实情况却是，他依据这些专业意见作出的决策，清一色地以失败而告终了。而他的成功，却无一不是借助于贿赂银行家和律师得到的内幕消息）。
我的起步方法就是从理论上对每一笔交易进行研究，然后预测未来有可能会发生什么。这种方法似乎很有效。只要注意到存在有利可图的机会，我就会马上给收购公司的财务总监打电话，询问我们最快可以在什么时候就收购达成文件——当然，它们并不属于内幕消息，而是对外公布的资料。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研究部”几乎不能给我提供任何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