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风险套利部的第一天可以用不幸来形容。在午餐之前，泰德·洛走过来说：“你看上去不太好啊。出什么问题了？”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我到合伙人用的盥洗室，我把一肚子的苦水全倒了出来。
“斯雷德先生交给我的任务太多了，我根本就不能消化，”我解释说，“我要记下他的每一笔交易。”斯雷德的手里毕竟操纵着公司的大部分资金，“但我根本就跟不上，我连自己在干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回想起来，我承认，这是一次偶然——自从四年级时因为灯笼裤的事情和母亲发生过一次口角之后，我很少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而且也是我在工作中仅有的一次不知所措。洛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带着我一起去见斯雷德，告诉他，对我不要操之过急。几天之后，我就找到了风险套利业务的规律，我的心情也随之愉快了很多。
在被贝尔斯登正式录用之后，我就搬到了百老汇的77号大街，房东是赫尔曼·萨诺，他的妹妹杰伊是我的大学同学当中的交际花。那里和仓库没什么两样。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里。尽管如此，但还是不影响我和另一个房客约会。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替她付房租。后来，我们的约会也就越来越少了。在迪克森先生发现了我的住处之后，就对我说：“你必须马上从那里搬出来。”于是，我搬到了一个更体面的地方——公园大道莫雷山的一所高档公寓。父母来城里的时候，想看看我的住处，但我没有让他们来。我住在4层，共有6个房间，所有住户共用一个卫生间。邻居是西印度人，他们习惯于在夜里唱歌跳舞。尽管我也对他们提出意见，但似乎无济于事，因为他们有5个人，我只有一个人，只能少数服从多数。于是，我只能忍受着和他们住在一起，直到有一天，我在大街上遇到一个来自俄克拉何马城的老朋友，他来城里是为了见他的另一个朋友——艾尔·戴维斯。我觉得有必要重新安排一下自己的食宿，让我只有几千美元的存款尽可能在银行里待上更长的时间。艾尔在服装商业城工作，也正在寻找同租的室友，他还认识一个处境差不多的公关人员，于是，我们共同租下了一间地下室。我们在一起合租了两年，在这期间，几个人几乎一直争吵不断。有一次，我对他们说：“好吧，我也不想做什么好人，你们就说把我的箱子放在哪吧。”宿舍里的琐事都无关紧要，我来纽约是为了一个更宏大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