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围绕考虑放弃暴力的教条，
实际上却促进了其对立面。
——乔治·奥威尔乔治·奥威尔，英国左翼作家，20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寓言小说家，其作品因艺术性和政治的尖锐性而闻名于世。——编者注
致命问题
在我关于未来的演讲中，意见领袖大多来自经济领域，例如银行家、富有的市民和推销者、营销人员、建筑师、律师；也就是受过教育的、被启蒙的人们。有时候，我会向公众提出以下问题：“2005年在德国有多少起凶杀案？”
我倔强地坚持我的问题。你的看法呢？有多少起凶杀案？在一个存在着大量外国人和移民冲突，位于东西方紧张地区的国家里？
我甚至还用一组选项来帮助他们回答：
a5000起以上？
1000起以上？
c少于1000起？
回答的结果如下：
选择a的占15%，选择b的占70%，选择c的占15%。
我随即又问：“去年有多少起儿童谋杀案件？”回答的数字大多在1000起左右。
因为涉及到预测未来，我们必须明确一个趋势。所以我进一步问道：“这个数字在过去十年中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90%的人辩称“增加了”。
随后，我宣读了由联邦刑警局公布的德国的犯罪统计。德国1994年凶杀案的实际数字是662起，2005年是413起。1994年的儿童谋杀案是149起，而2005年是59起。1994年有性背景的儿童谋杀案是7起，而2005年是4起。
最后一个数字尤其会令人们感到惊讶。我们不是每天都读到残忍的儿童谋杀案吗？是的，因为其中发生的不多的案件整年都会被媒体以不可思议的窥阴癖拿出来报道！在联邦刑警局为检验犯罪率而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中，人们的意见是儿童谋杀案的数字在去年增加了260%，而凶杀案的数字上升了27%。
当然会有将事实上的自然死亡当做被加工的、伪装罪行的黑数字、黑案件。而且虐待致死案件的数字显然超过了谋杀的数字。但如果人们尝试将其变为更大的问题的话，犯罪学家会马上摆手阻止。欧洲最好的刑警之一托马斯·穆勒探长说：“谋杀，不再是值得做的。自基因检测技术出现以来，可以说，破案成功率几乎是150%。”
有时候，我还会在演讲中问道：“青年人暴力事件在过去几年中是增加还是减少了？”
2006年5月15日，柏林召开了德国犯罪现象年度会议。会上联邦内务部长朔伊布勒宣布儿童犯罪在过去的14年中下降了11%，而青年犯罪则下降了4%。拦路抢劫和盗窃案件普遍下降了8%和11%。随后，我宣读了BUK——联邦意外赔偿组织（支付由青年暴力引起的损失）的研究结果：
过去十年学校中的身体暴力在联邦范围内都有所减少。联邦意外赔偿组织（BUK）在一次实际调查中得出了这一结果。高校中的暴力犯罪下降尤为明显。
我们的一部分公众迟早会对这一点感到厌烦。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另外一部分人则真的会恼火而且闷闷不乐。他们没有为此购买入场券。
归根到底，我们不能容忍的是，我们经过如此漫长的时期才艰难形成的世界观，形成的这些对世界的看法，在某种情况下被动摇了。
零容忍：纽约的例子
现代文明迟早将在反对一切的对外战争中沦陷，这是国家社会主义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德国，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企图利用国家权力进行资产阶级改良的改良主义思想。——编者注者也愿意争夺的文化史旧帽子。警示论者已经声势浩大地攻击了美国城市中的犯罪率，并完成了警示系统。因此人们可以一再地发现将美国大城市比为内战地区的暗喻。由这个素材提炼出了如《响尾蛇敢死队》或者《疯狂的麦克斯》这样有众多忠实观众的电影。电影中，末日团体在废墟中为最后的剩余资源——石油——而战。
纽约，这个永远的毁灭力量，在过去的几年间变成了一个真正安全的大都市，但很少人认识到这一点。
纽约，这个熔炉，世界移民的中心，事实上已经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经历了最黑暗的时期。“谋杀案”的数字由1965年的925起迅速增至1990年的2600起之多。但自1990年起，它开始持续大规模下降。2005年，城市里只发生了571起谋杀案，虽然与欧洲国家相比还是过多，但谋杀案已经下降了80%，而且还处于进一步的下降趋势中。
欧洲媒体的“零容忍”政策，即是对不管是多么轻微的不法行为的无情追踪，是形成美国犯罪率警示论的唯一原因。事实上，如今人们比过去更快、更彻底和更持久地阻止了暴力犯罪。
战争危机
人类“本质”上是一个不能停止杀戮和掠夺的好战种族吗？事实上，许多人都赞成这一点，包括从进化生物学和更新的人类学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在“我们”和“其他人”之间引起永恒纠纷的正是“人道主义原则”。在远古时期的种族体系中，类人猿发展出感情和合作的基因能力。于是，我们被设定了程序，“友善地”对待“我们的同类”——发源于我们氏族、我们种族的人类。因此，复杂的、相互影响的人类共同体建立起来了。
然而，当敌人侵入“我们的”领土时，这种“利己的无私”走到了尽头——在资源威胁中或是虚构的威胁中，作为被美化的魔鬼——合作动力随即变成了战争行为。
让我们再回到统计中。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由战争冲突产生的受害者的数字，我们便能很容易地在大量反驳声中坚持我们的简单论点：这个星球上从没这么和平过！
长话短说。我们难道真的没有见过来自近东、阿富汗、刚果的暴力事件吗？内战难道不是一再地在东帝汶、斯里兰卡、秘鲁精彩上演吗？然而现实是这样的：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在过去15年内持续减少了战争行为。受联合国委托编写的乌普萨拉大学的《人类安全报告》明确地针对这个主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研究指出，自1990年开始，死者多于1000人的冲突数字下降了80%。1989~2002年间结束了100起冲突。历史上死于战争的人数绝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少过——而在21世纪初时还要更少。
如果我们回忆起冷战时期，这就更加可信了。当时许多肆虐的内战几乎都是不被公众关注的代理人战争。例如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当时爆发的内战致使上百万人死亡，双方都得到了大国的丰富的武器供应。它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这个“燃烧”地区的牺牲品。我们能够和平地生活在世界的“西方地区”，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得出了两个可能的结论：第一，我们生活于相对和平的时期，是可能的，但仅仅是暂时的。下一次世界大战就在门前，它将变得比过去规模更大，而且更可怕！第二，也许在人类文明中，随着社会发展趋势，战争的频率的确发生了降低，死亡受害者的数字的确减少了。那么，这些发展趋势是什么呢？
原子弹。核能破坏力量的事实将许多前线上的战争变成零总和竞争。有原子弹的地方，征服的思想几乎是弱不禁风的，冲突浪潮大规模增加。赫尔曼·卡恩是冷战时期传奇的未来信徒，他在去世后才得到认可和荣誉。在其表面的玩世不恭下，他持有这样的观点：热核战争预期在未来服务于和平。
女性影响。军事社会总是由男性主导。在越来越多的社会中实现女性扮演更重要角色的“趋势”，改变了支持战争投入的基本社会原理。战争在多个方面都是昂贵的，被女性影响的社会会“发出不同的滴答声”，而且会将有关战争的账单解决掉。
个性化。人们越来越长久地生活在富裕中，生活在不同的意义和目标设定中，社会也会越发地与众不同起来。因此，在富裕社会中，越来越少的人会为了战争的集体构成和努力被动员起来。社会学家也谈到了“岗位英雄文化”，人类的牺牲越来越难以一种思想或理想为代表。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夺取了2500个美军士兵的生命，于是其在政治方面失去民众的支持。在越南也有5万名美国士兵死去，而在二战中则是几十万……
传媒的影响。毫无疑问，传媒能够强化战争事件——可参见纳粹的宣传战。但在复杂的传媒文化中，其不再如此容易地作为“来自上面”的手段被掌握和控制——网络也已经很久不再那么容易地像“中心”媒体，即广播和电视一样被掌握和控制了。在民主社会中，传媒经常具有一种抑制战争的作用。在此首先涉及的是图片的力量。在越南战争中，平民尸体的图像长时间难以见到（在过去的所有战争中都是如此），只有米莱大屠杀的照片穿透了这幅帷幔。现代网络传媒具有不可低估的控制功能，他们强迫民主国家的高科技战争避免无谓的牺牲，尤其是平民的牺牲。然而，它也鼓动了不均匀前线另一方的“象征战士”走向特殊的、有媒体作用的死亡中。
联合国的影响。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会比联合国遭到更多的谴责和唾弃；甚至财政部都始终保持着比其更好的形象。然而联合国以其众多的义务和责任对世界各处的冲突起着持续性影响。它虽然无法阻止真正的敌对战争，但至少能够动员全体民众将冲突化小，并将其纳入外交轨道中。（我在关于“全球化童话”的章节中写道，从长远角度看，这所起的作用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经济转变。如果连印度现在都能够制造出比原料更多的程序员，那么领土冲突具有什么意义也越来越值得怀疑了。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过渡使资源“无形化”，人们完全无法用暴力侵占人力资本。相反，在侵略事件中，这只会形成一项阻碍，因为与侵略者的合作多半会被坚定地拒绝。人们可以凭借粗鲁的暴力强迫被统治的奴隶民族进入采石场工作，但凭借暴力强制脑力劳动者进行创造性工作则是非常非常难以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