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职业领域中，
工人为体系服务。
在知识职业领域中，
体系必须服务于雇员。
——彼得·德鲁克彼得·德鲁克（1909~2005年），现代管理学之父。——编者注
工作是一剂看起来像药一样的麻醉剂。
——田纳西·威廉姆斯田纳西·威廉姆斯（1911~1983年），美国著名剧作家。——编者注
我父亲的故事
1945年，我的父亲跨过德累斯顿被毁坏的桥，作为一名扔掉制服的士兵，从战场上、从废墟和绝望中来到了一个村庄。几年之内，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47年，我的父亲搬到了柏林的一栋老房子里，并开始在大学里学习电气工程学。这栋6层的房子遭受了多次轰炸，灯亮得不正常，为了在这个战后难熬的冬天取暖，人们必须把煤从地下室扛上6层楼。但我的父亲是有发明才能的，如战争年代的许多男人一样，他是一个热爱钻研技术的人。他从废墟中拉过电线和电话线，用定时自动开关和继电器做试验。很快，他一按按钮就能把门打开。如果邮递员按了两次铃，或者有人去上厕所的话，厨房里的一盏灯便会闪烁。早餐吃的粗麦布丁可以自动做出，收音机也被设定在早上7点打开。我的父亲建造了第一个“全自动家庭”。因此，他甚至上了报纸，并被描绘成“未来人”。
到了20世纪60年代，我父亲的生活境况开始好转。他在莱茵河地区的一家电子公司里找到了第一份工作。随后，他带着全家搬往基尔，并在那里的汉佳诺公司——“汉莎同盟Neufeld & Kuhnke仪器制造公司”取得了职业上的成功。汉佳诺公司制造一切与“远程传送”有关的设备。例如，电视接收机、船用雷达设备、水位报警器以及当时最重要的电话。
我还记得和父亲一起进行的一次乘车旅行，那次我们在星期天访问了新型远程通信的帝国。在我们只能乘坐橡皮船到达的河漫滩上的小房子里，开关柜嘀嗒作响，黑笔在图纸上描画出神秘的曲线。表盘自动旋转，并将水位值传送到一个遥控“中心”。发电厂里有像碉堡一样的建筑，空气里有炽热金属的味道，带有微型继电器的柜子主办了一场优美的、技艺精湛的嘀嗒音乐会。而在其中，我的父亲则拿着一支焊枪忙前忙后（炽热焊料的气味永远留在我的嗅觉记忆中）。这就是世界的相互联络。
1972年，汉佳诺公司将第一部按键电话投入到德国市场，有灰色、绿色和红色。这是一笔大买卖。人们在拨号时不必再拨动号盘，再等待号盘回到起始的位置。新的电话技术也许预测了如今手机的出现：点击，然后连接！
直至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持续扩张的市场需求中，我的父亲销售掉了大量的电话、电话柜、电话系统。但他的公司逐渐陷入严重的离心状态，并沿着一条长长的抛物线轨迹，开除失败的企业负责人、关闭工厂，这些加剧了衰落。在最终的噩耗来临之前，我的父亲退休了。
1996年，汉佳诺公司宣告破产，只在船舶技术方面还保留着一家企业。汉佳诺公司曾经是德国工业的骄傲，如今却成了追忆。在20世纪90年代通信行业的巨大结构变迁中，汉佳诺没有进行准确的自我定位：从机械装置变为数字世界；从国内市场变为世界市场；从“设备”到“应用软件”；从顾客到“用户”。而且一切都变为无限移动的、联网的、虚拟的、竞争的、服务导向的世界。
我的父亲不必再直面这些，这是他人生中的幸事。他想要做的只是解决问题，一步一步的，一个接一个的，凭借感觉和智力，无需太多语言。在一切同时发生的新多元世界中，这是可笑的，并且不再闻得到焊料的气味，这里已经不再有他的位置了。
积极的不稳定
在我的一生中，至少从事了5份不同的“工作”，以及两种半职业。我可以在一切可能的劳动契约下工作：无约束的雇佣、有时限的雇佣，作为带着一份劳动合同的“独立记者”、“自由职业者”。大多数情况下，我的工作关系是“不稳定的”，而且包括工资税卡的固定工作是我无论如何都要请辞的。我在其中的日子里结了两次婚，搬了4次家，并建立了一个使我至今仍然幸福地生活在其中的家庭……
我是一个特例吗？还是微不足道的、极端的少数？
在像柏林这样的城市中——这对大多数的大城市都不适用吗？——“工作”早已变成不同收入和就业形式的一张修补过的地毯。在工作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人们打开报纸，例如城市报《好消息》或其他不计其数的传单中的一张，与“不稳定”完全相反，多得不可思议的“我要有所作为”的广告便会映入眼帘。
为扩大业务而寻找网络电台讨人喜欢的主持人……
享受没有烟雾弥漫的生活、解决旧时的冲突：专属你个人的一块净土。催眠师，还有预约可以为你保留。
年轻的钢琴家在咖啡馆和酒店中寻找工作。
糊涂的自学者、木匠、EDV咨询师、略微肥胖并且容易收买的作家，于是解决了所有种类的问题。
刻板的清洁女工在每一个重视公寓整洁度的人中寻找职位。
手工业界心灵手巧的天才提供家具的订做、修理服务，以及独创性的美丽家饰。
将这些领域巨大、非典型的收入与经营形式抨击为边缘的而且失败率高，是一件极其容易的事情。坚持过去职业观念的人，看到的只有旧工作形式的衰败，而不是新职业的产生。将这个世界定型为只有受害者的人，便会以消极、不稳定的视角看待一切：不安全因素总是影响人们的生活自由。那么显然，不同于早先确保终生收入的、类似于官场的职业形式，其他的一切收入类型都是不稳定的。（相当于拿着确保终生的薪水、却在大部头的书中描绘职业领域艰辛的教授的工作形式。）安全保障的崩塌是生活的首要恐惧因素，几乎每两篇报道中就有一篇是关于这方面的，它像转经筒一样被重复着。但这真是我们今天职业领域的“事实”吗？
让我们换一种视角：也许，这根本不是因为现代社会中工作岗位减少了。也许，问题只是我们没能发现足够多想要从事这些工作的人。
越来越多人的奋斗目标不再仅仅是物质财富，而是独立、自由、自我实现。他们想做的是能给生活一个尺度、一种可衡量的正确评价。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受过教育的人身上，还同样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如聪明的人、顽强的人、谄媚者和自作聪明的人，许多优化其个人不足的人。
因此，即使有挣钱的机会，多得不可思议的人却反过来放弃了。他们宁可去读书或者开着破旧的车，也不愿去从事对他们来说不适合的有偿工作。他们宁可延长自己大学时的经济窘困状况直至退休的年纪，也不愿意在一份“稳定的工作”中无聊度日（我自己的朋友圈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人）。或者他们会骗取国家救济款，暗地里偷偷工作——甚至在电视机，包括DVD和134套卫星电视节目前，过着快乐而目中无人的生活。
在我们由牺牲者编织成的社会认识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组合经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不停地重复19世纪旧时的阶级斗争，而没有产生平地上的飞跃的原因！
许多抱怨的失业者拒绝接受芦笋地里的繁重工作，或公园里报酬过低的职位。这矛盾地反映出一种选择自由，提供具有无限存在空间的现代职业的选择自由。“我们一定不能”——这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听起来应该受到谴责，而且所有自命不凡的人都在呼吁这项计划——用强制和劳役威胁他们。正是这种自由和自主，使现代社会区别于奴隶社会。
正如其在现代社会中一再出现的那样，失业不是工作岗位不足、而是“失谐”的问题：教育水平太高，以至于人们不愿去从事简单的工作；或者教育水平太低，不能完成高要求的工作。这一切都不是“巨大的问题”，也不是世界衰退，而是财富和自由的必然结果。一种游离于选择可能性空间中的动荡。
在早期的工业社会中，人们必须接受最繁重和最肮脏的工作来避免挨饿。只有很小的一个阶级才能真正考虑职业的意义。在一种不发达经济中，如我们现存的世界一样，社会甚至向边缘群体和无法胜任其工作的人提供了生存下去的可能性，或是在非法劳动中施展其创业者的能力，即使没有工作或者薪水微薄也没有关系。
如果我们想要重新拟定工作的社会标准，就必须告别旧时阶级社会的立场和评判标准。
新的历史性交易——灵活保障制度和工作生活选择
伴随着全球化和科技力量产生的“移动办公”是一个事实。但我们作为人类、家庭成员、必须分期付款的房屋居住者、虚荣梦想的拥有者，需要一种确定的稳定性。
人们如何才能缓和这种矛盾呢？答案已经在斯堪迪纳维亚的国家和部分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出现：灵活的保障制度——一种“被保护的”灵活性。
基本思路很简单，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福利则绑定在变化的每份工作上。如丹麦雇主联盟主席约翰·尼尔贾德·拉森所述：“我们的理念是：即使你不能保住职位，也能保证被雇用。”同时，伴随这种理念出现的不合理性，是过去的付薪工作体系不曾出现的。这偶尔也类似一种“期望度降低的”求职活动。但这个理念中所有“福利-工作”项目的核心部分都是积极的。
查尔斯·汉迪查尔斯·汉迪，1932年出生于爱尔兰，欧洲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大师，管理哲学之父。——编者注的管理哲学认为：
即使有大量被滥用的“工作（Work）—生活（Life）—平衡（Balance）”概念，工作也并不是生活的对立面。大多数工作都是生活的核心，前提是这些工作可以被完成，并在人类当下的时代节奏中是切实可行的。许多人在现实中寻找的不是“多一些生活，少一些工作”，而是在不同工作类型间更好的平衡。如果我们仅仅为金钱而接受工作，希望我们能够在家庭或社会环境中获得平衡，那么这样做是出于爱或责任，出于快乐或“仅仅”只是为了在未来扩展我们的能力。
在我们面前，是“组合工作”与“组合工资”的新世界。随着我们可能想要更多地照顾家庭，需要更多自我的空间，或是选择多变而不是原地不动的生活，舒适的和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必然会轮流交替。对此，我们必须学习如何缓和过渡，并将我们的职业和私人身份进行不同的构建。
在此，很少涉及“工作—生活—平衡”。“Balance”其实一直暗示了一种精确和谐的平衡。但这在动荡的生活过程中并非总是可实现的。它涉及了“工作—生活”的选择，也就是建立工作与生活的正确关系。生活中会出现我们渴望自我价值“燃烧”的时期，因为我们接受了一项职业挑战；但也会出现优先权暂时被推向家庭方向的时期。好的企业能够处理这两者的关系，而成熟的个人也能够清醒地经营这一切！
男人们必须学习不靠薪水和社会地位来定位自身角色；女人们必须学习从长远角度看待母亲的身份（这一定也包括女性自身性格的影响）。当然，由于选择的复杂性——职业、婚姻、职位、生活地点——母亲或许会把一切贡献给孩子。为什么不呢？但长久来看，这对孩子和母亲事实上都没有好处。（而男人也不会得到好处，即使他们表面上大多从中获利。）
两性在职业和家庭生活过程中相互并与各自“雇主”（到底是谁提供了工作？）达成了不同的以及可变的契约。夫妻之间也会达成关于家庭、收入、社会角色的可变的契约关系。
生活变成了一件纯艺术作品。它不再像那时和爸爸妈妈住在家里一样简单了，但却是一样地令人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