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某种意义而言，你可以说，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日子都是控制松散的实验，设计目的就在于回答“更多是否代表更好”。环境学家艾伦·德宁发现，1991年一般美国家庭所拥有的车辆是1951年时的两倍，开车的里程数增至两倍半，使用的塑料增至21倍，搭乘飞机行经的距离增至25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自1950年以来增加了两倍。用大白话说就是，我们的生活增大了两倍，我们的房子变大，即使每间房子的平均居住人数减少，新房子的大小自1970年以来增加了一倍。尽管空间增大这么多，但都用来摆放家当，而且大到让一个新兴产业（储物柜）快速崛起，这个产业本身已达到十分庞大的规模。我们拥有各种其他新乐趣和新能力，我们可以在线沟通、收看上百个有线电视台的节目、搜罗全球各地的美食。在这一切新事物中，一些人所获得的显然超出他们应得的比例。但是，平均而言，西方人的物质生活仍然比上一代的大多数人丰富。如同保守作家迪内什·迪索萨最近指出的，我们不仅创造了第一批中产阶级，也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批富裕阶级。
奇怪的是，这些东西显然没有让我们更快乐。所有物质上的进步，以及创造它们所需要的数十亿桶石油和数百万亩林地，似乎并没有让人们更为满足。1946年，美国是前四大经济强国中最快乐的国家；30年后，它在前11个先进国家排名第八；再过10年后，它在23个国家中排名第十，其中许多国家是第三世界国家。认为自己婚姻幸福、对工作和生活环境满意的美国人比例持续下降。自二战以来，美国全国民意研究协会（NORC）每年都会做一次民意调查，询问美国人一个基本问题：“总体而言，你对最近的事情有何感想——你可以回答十分快乐、还算快乐，或不太快乐？”（接到这种电话一定会有些不安。）回答十分快乐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某个时候最多，此后比例持续缓慢下滑。例如，从1970年到1994年下降了整整5个百分点，低于标准（1/3的美国人能够认定自己十分快乐）。如同莱亚德所指出的，这个趋势值得引起重视。“人们必须寻求这类评估所采用的标准，将当前的情况与过去相比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去年的情况比较差，那么今年的平均表现看起来就还不错。这类年度修正往往会抹杀其他任何趋势。”但是有一个很普通而且持续到目前的趋势。2006年冬天，全国民意研究协会公布了1991—2004年克林顿经济快速扩张时期关于“负面生活事件”的数据，此项研究的作者指出：“原本预期问题会减少。”但没想到数据显示问题在增加，比如，表示已经与固定伴侣分手的受访者比例增加了一倍。某位记者在摘述研究结果时说：“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有更多的不幸。”
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美国，跟随美国走向富裕的其他国家，在经济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只不过变化幅度没有那么大。例如，英国在1973—200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66%，但是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没有丝毫改变。日本在1958—1986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但是满意度没有增加。事实上，即使物质越来越充裕，许多地方酗酒、自杀和患抑郁症的比率却大幅增加。科学作家丹尼尔·戈尔曼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1955年以后，发达国家人民患严重抑郁症的几率是祖父母那一代的3倍。的确，2000年的一份报告发现，普通美国小孩在焦虑程度上比20世纪50年代接受精神病治疗的小孩还高。现在认为的“正常”换做以前就是“有问题”。英国研究人员理查德·杜思韦特指出，在1955—1988年间，英国国民收入虽然加倍增长，但同时犯罪率、离婚率等也出现上扬的情况。这不是说越富有越会造成这些问题，而是说变得富有不会减轻这些问题。总而言之，我们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却没有变得更快乐。我们所做的实验收获了重大、全面和意想不到的结果。
物质没有让我们变得更快乐，原因较不明确，本书的主题之一也就在这里。你可以认为，人们已经快要找不到有用或有趣的新事物，尽管有大量的专利问世，我们却买不到真正能让我们更快乐的东西。经常乘飞机的人（大多是最富有的人）很熟悉无所不在的天之城（SkyMall）目录，航空公司通常会体贴地把它放在前座后面的袋子里，以便在长途飞行期间挑起你的购买欲。这本目录足以证明饱和的问题，它里面没有一般人所需要、甚至真正想要的东西。比方说，如果某人必须拥有“革命性的新激光技术系统”，才能知道自己是否把车子停在车库的正确位置，那我们要不要让这个人开始开车？开车还有其他注意事项，例如右转、左转、判断红绿灯信号，相比之下，将车子安全停放到车库似乎非常简单，可能不需要激光系统代劳。
如果对满意度构成障碍的不是饱和问题，那么问题也许出在所有的经济增长上。如果经济增长使你家屋前房后遍布大楼豪宅，让你无法再看到地平线，也许这种损失就会抵消平面电视所带来的效用。或者，问题可能出在经济能力，大多数人必须加倍工作才买得起那些新产品。又或者，人们得担心盗贼偷窃财物。更可能的情况是，随着老龄化的到来，我们不知道能否承担生活成本。最重要的是，因为物质富裕，人们可能会更自我，更不能融入社区，以违反本能的方式孤立自己。
但目前更重要的是事实，而不是原因。我们变得富有，但没有变得更快乐。我们比前人享受到更多音乐、更多教育、更多沟通和更多娱乐——我们可以整天娱乐，只要记得带iPod Nano和耳机，随时随地都可以娱乐。但如果追求满足是我们的目标，那么自1950年以来为达到上述一切所花费的庞大人力和物力大多就浪费了（此外，依大多数标准而言，人类自二战结束以来所使用的原材料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一个经济学家团队指出：“据估计，美国有20%的人事业成功，超过25%的人生活困苦，其余的人介于两者之间。”
事实上，我们越研究这个问题，就越发现人们快不快乐与富不富裕似乎没有很大的关系。在英国的一次开放式问卷调查中，受访者在回答“生活质量”的构成因素时，提到了从“家人和家庭生活”到“公平和公正”等一切因素。当统计结果出炉时，有71%的答案属于非物质因素。快乐的最佳预测指标是健康，其次是婚姻等因素。至于“收入”因素，在法国、荷兰和英国似乎毫不重要，在意大利、爱尔兰和丹麦则仅排第七或第八。一项经典的研究探讨了各种“领域”如何促成生活上的满足：在30个领域中，“可以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排第十二位，远远不及“对休闲娱乐和家人的感觉”，甚至落后于“政治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