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会大错特错，念念不忘地认为，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我们的主要目标应该是累积更多财富？
有趣的是，答案就在于人性。“在一定程度上”，我刚刚提到的一切都不适用；“在一定程度上”，更多真的就会更好。
我记得我曾经访问中国某市郊区的一家浴帘工厂，里面的工人全是农村里土生土长的农民。我参观了工厂，看着孩子们（平均年龄大多在18岁～22岁之间，就好像这家工厂是某个浴帘大学）摊平长长的聚酯浴帘杆，缝制边缘和索环，再将它们折好放进塑料袋并装箱。很难想象有比浴帘更简单的产品，基本上它就是上缘有多个洞、四方形的大块织物。
在中国，一天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因为夏天太热，每个人早上从7点半工作到11点半，下午则从3点工作到7点。我曾经看过午休时间一到，大伙儿涌进楼梯到餐厅吃午餐的情景，当天的菜肴有米饭、青豆仁、茄子煲、饺子和一大碗汤，总共要1.7元人民币。工人用餐时，我到宿舍参观。每个房间有4张上下铺床，其中一张用来放行李箱和衣物。其他3张床供6个工人使用，大多数枕头上都放着MP3播放器。女生宿舍里，大多数床铺都摆放了大个儿的布娃娃，房间里还有偶像乐队的海报、摆着漫画书的书架，以及瓶瓶罐罐的化妆品。另外还有一张公用书桌和一台吊扇。宿舍隔壁的客厅放了一台大屏幕电视和二三十把破旧的椅子，再过去一个房间里摆了一张乒乓球桌。
工厂里的工人几乎都来自山东莒南农村，莒南距离工厂老板生长的这个南方城市有一两千公里。他让我随意挑选和采访工人，他特别喜欢我挑选的第一个工人杜培唐，20岁的杜培唐①总是腼腆地咧嘴傻笑，但是笑容很开朗，而且眼神清亮。他父亲已经去世，母亲改嫁远走他乡，因此他是由祖父母带大的。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广东省一家石油公司的保安，月薪只有几百元人民币，还不管吃饭和住宿。他的一位亲戚后来把他介绍给浴帘厂老板，因为老板素来以善待工人著称，他开始到工厂上班，月薪大约是1 000元人民币。在这里工作之后，不到两年就存了12 000元人民币。在那里，12 000元人民币（1 757美元）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他说，一两年内他就存够了钱在家乡盖了一间小房子娶媳妇。他的娱乐是打桌球以及在工厂看录像，这是很好的习惯。因为据工厂老板说，光是每晚买一罐可口可乐，就可能让他的储蓄减半。我问他，他有没有从哪部电影中看到他立志要过的生活，他静静地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有。他最近看了部电影，内容是关于一个年轻人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他说：“那对我而言很重要，因为我生长在缺乏家庭气氛的环境中，我希望我拥有那种生活——不是当那个人，而是要有好老婆、美满的家庭和成功的事业。”
我又挑选了刘霞作为采访对象，她是一个可爱的18岁小姑娘，她非常紧张，因为有一个陌生美国人不知为什么想要知道她的生活。她说：“我家有4口人，我父母、我哥哥和我，父母身体不好。家里是种地的，但是我父亲膝盖不好，所以大部分的活儿都是我母亲在做，我真的很想帮她。我哥哥在上大学，但是学费很贵。他在山东科技大学学机械工程。”事实上，他已在前一周毕业，靠的就是妹妹在浴帘厂打工挣的钱。我和她聊天时，问她是否像其他女孩一样，在床头放了布娃娃，她的眼神充满了悲哀。她很喜欢布娃娃，但是为了将来打算，她必须把挣的钱全部存起来。
搬进工厂很可能出乎意料地打乱这些年轻人原有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缺乏寄托，郁郁寡欢。但同时我要指出的唯一重点是，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过去数十年的年均增长率为9%，是全球有史以来最快的）确实让许多人脱贫致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让他们的生活更快乐。
这不只是我个人凭借搜集轶闻趣事得到的印象。研究人员指出，一般而言，最多在达到人均收入为一万美元时，金钱可以购买快乐。超过这个点之后，金钱与快乐的关联性就消失了。这是一个你要记住的有用的数字，就像水的冰点，是正好可以用来定义地球上重要现象的随机数之一。莱亚德指出：“当印度、墨西哥、菲律宾、巴西和韩国等贫穷国家经历了经济增长时，有证据显示它们国民的平均幸福感也在增加。”但是，超过一万美元这个点之后，走势就完全分散。当爱尔兰人赚到美国人1/3的收入时，他们的满足感就会提高到和瑞典、丹麦、荷兰人一样。哥斯达黎加人的分数高于日本人，法国人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委内瑞拉人相当。事实上，超过满足基本需求的点之后，“满意度”数据会以令人费解的方式改变。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抽样调查，“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幸福分数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阿米希人①相当，而且只比瑞典人略高，更不用说马赛人②。加尔各答游民的“生活满意度”分数最低，但是当他们搬到贫民窟时，满意度几乎增加了一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