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措施还没有提升到联邦储备委员会等决策者的层级，“社区活力”其实不是艾伦·格林斯潘的事情，也不是其继任者的事情。科斯坦萨坦承：“经济学者进行新研究很容易，但是打着经济增长旗帜竞选的政治人物很难突破那种模式。”不过新措施的逻辑相当明确，所以这类机制终将出现。经济学家埃班·古德斯坦在其畅销教科书《经济学和环境》（Economics and the Environment）中说：“生态经济学家认为，自然资本和人工创造的资本基本上是互补品。”这就是说，你真正需要想到的是地球。将周围环境搞得山穷水尽，并不能增加财富，至少不能长期维持。这种见解相当清楚，所有经济学家很快就会将之纳入其研究中。
事实上，我们需要回溯的可能就是2004年夏天出现的知识转折点之类。那时，诺贝尔奖得主、斯坦福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和包括几位生态学家在内的研究人员在《经济展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过度消费了吗？》的文章。作者们检视了包括大自然提供的服务等各种资本，然后提出问题：“我们使用地球资源的方式，已经危及子孙后代所面临的经济可能性了吗？”经过几页密集的方程式运算后，答案浮现。据作者计算，穷国正在吃掉自己的谷种，或者说富国正在替穷国吃掉大部分的谷种。整体来看地球，他们的结论是：“我们找到需要关注过度消费的理由。”道理非常简单，我们用得太多，补充得太少。
即使我们现在开始吸取教训，却也不足以促成实质的改变。我们的动力相当庞大，大到让大多数人觉得经济健全似乎远比地球健康更可触及、更真实。想想我们使用的词汇，经济（我们通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每一次新闻报道中替它测量体温）已经“出问题”或是“好转”，经济不是“重挫”就是“复苏”。我们极力宠爱和救助经济，但同时我们或多或少忽略了地球的高烧越来越严重。生态经济学家正面临重大任务。
不过幸好生态经济学家有意外的盟友，这些盟友对占统治地位的主流观念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更有力的挑战。他们质问，更富有的意义何在？变得更富有，是否代表变得更快乐？这些是真正的根本问题，也是现在应该面对的问题。
传统上，经济学家根本不管快乐和满足之类的想法，他们认为那是风花雪月、毫不相关的观点，只有大学里非经济专业、没有数字概念的人才会对这些问题感兴趣。正统经济学家根据一个人在做什么，就可以判断出哪些事能让那个人感到快乐。如果他买了一辆福特远征汽车，那么依照事实判断，让他高兴的因素就是福特远征。你需要知道的就只有这个。
经济学家将这种行为称为“效用最大化”，套用经济史学家戈登·比奇洛的话就是：“这项理论认为，人们每次买东西、卖东西、辞去某份工作或投资，就会对可以提供‘最大效用’的事物作出理性的选择。‘效用’可以是娱乐（像是‘哪种迪士尼巡游表演会让我最高兴？’）、安全（像是‘哪种退休金制度能让我在85岁之前退休？’）或自我满足（像是‘我会在教堂的捐款盘中放多少钱？’）。如果你在凌晨3点购买金厨牌（Ginsu）刀具，新古典经济学家会告诉你，在那个时候，你估计这笔交易会让你的资源配置最优化。”这个观念的优点在于其简洁性。它让经济学家确信，他在假设之上建立的所有复杂数学，都使得某项事物更真实；它让政治人物确信，为增加国民生产总值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合理的，即使事实并不是如此。它可能是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中心假设：从一个人花钱的方式就可以看出那个人是谁。
但究竟是“效用最大化”的想法简单，还是我们的头脑简单？经济学家早就知道，人脑的运作并不像经济模式所暗示的那样理性。比方说，科斯坦萨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进入经济领域时得到一份研究员工作，需要研究“社会陷阱”，如“短期行为可能因为长期目标而失序”的核武竞赛。如同科斯坦萨的前辈所做的，事实很快就证明，如果你以特定的方式举办拍卖会，人们最后会以1.5美元的价格拍下1美元的东西。其他经济学家则指出，人们太重视“沉没成本”，明知无法收回却愿意砸钱下去；或者人们比较看重已经拥有的东西，较不看重有意购买的东西。基于这类观点，由普林斯顿的丹尼尔·卡尼曼、斯坦福的阿莫斯·特韦尔斯基和哈佛的安德烈·施莱弗等研究人员领军的“行为经济学”学派成为主流经济学中“强大且发展迅速的一支”，“为市场中更丰富和更现实的人类行为模式开启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