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环境困境长久以来考验着主流经济学。1990年，就在科学家刚刚利用计算机模型显示全球变暖实际上有多么可怕之后，耶鲁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已经计算出美国人愿意花多少钱处理这个问题。在其广泛发行的预测报告中，他指出美国人不愿意花太多钱，因为“气候对先进工业社会的经济冲击不大，人类在各种气候条件下都能兴旺繁荣，空调设备和大型购物中心等科技变革使得城市越来越不受气候影响”。他说，的确“滑雪活动会受到影响，但是滑水活动会受益”。一般而言，“工业化国家大部分的经济活动很少依赖气候。急诊医院、地下采矿、科学实验室、通信、重工业和微电子，都是不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行业”。事实上，他说，全球变暖的危害将局限于只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3%的农林业。因此，他说，不值得花超过2%的国民收入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项声明洋洋洒洒，说服许多政治领袖忽略太小或太昂贵的问题。
的确，许多人不再以农业为生（我们将会看到，也许从事农业的人不够多），但即使是从事软件设计业（或经济部门）的人，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也是要吃东西。拥有微电子是件好事，但吃饭问题要首先解决。如果全球变暖“只”损及农业，其他方面能不受影响，这就好比医生对病人说：“你的心脏的确中弹了，但是你的6块腹肌完好无损！”
经济学在数学演算上越来越复杂，已经脱离了我们实际居住的地球，这项令人生畏的认知激励了越来越令人印象深刻的生态经济新学派的持续发展。回溯至20世纪60年代，像肯尼思·博尔丁等经济学家在研究他所谓的“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未来封闭的地球需要迥异于过去开放式‘牛仔’经济的经济原则”。（他试图用一首简短的打油诗来总结基本问题：“一个扰乱生态的原则/数大就是美吗/这种误解让我们一错再错/因为世上没有关系永远呈现线性。”）20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出版了一本名为《朝向稳定状态经济》（Toward a Steady State Economy）的文集，实际已开始探索持续增长是否真的可行。到了20世纪80年代，戴利在年轻教授鲍勃·科斯坦萨的协助下，成立了生态经济学会。
从某些方面来说，科斯坦萨的看法正好和萨默斯相反，他在佛蒙特大学办公室里建立了冈德生态经济研究所（Gund Institute for Ecological Economics），成为非传统经济研究中最响亮的声音。他必须大喊，别人才能听见他的声音，但现在事情已经变得容易多了，生态经济学似乎即将突破进入主流的门槛。
科斯坦萨最开始读工程，后来成为一名建筑师；在获得佛罗里达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转而从事系统生态学研究。他回忆说：“我认识到，一切事情的推动力都是经济，所以我学了经济学课程。其实我本来应该学外语，但是我说服校方让我改学经济。”他专注于系统间的能量流动，他在《科学》杂志发表的第一篇重要论文证实，最终产品中包含的能量（比如采矿供汽车使用、栽种粮食供汽车制造商食用等所使用的能量）与产品的最终价值密切相关。如果稍作思考，就会发现这篇论文对无限扩张理论提出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者，如他所言：“一定要坚持获得普遍认同的‘经济持续增长并减少能源消耗’的观念，与同样吸引人但不可能做到的‘永恒运动’观念无关。”
从此，科斯坦萨或多或少地参与了生态经济学的大多数重大进展。例如，在1997年，他和12位作者在《自然》杂志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首次尝试估算一向被视为免费的“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例如授粉和分解。（他们估计这些服务每年的价值是33万亿美元，远大于人类整体经济规模。）他和一些同事还发展了理论工具，解释“确定正确价格”的重要性，例如，让一加仑汽油的价格反映出生产和使用这一加仑汽油对环境所造成的实际危害。（根据某些估计，如果一加仑汽油的价格是7或8美元，运动型多功能汽车就不会问世了。）这类策略促成更明智的新型市场诞生，例如现在出现了排放硫和氮许可证交易市场，因此，公用事业开始设法以廉价的方式大幅减少那些污染物。现在没有经济学家会像以前一样，轻易说干净的空气或水是外在事物，成本会计的基本逻辑正在慢慢普及。
的确，过去10年，大家纷纷以国民生产总值来取代或补充其他衡量成功的标准，如同许多人指出的，在现行制度下我们所做的只是将支出累计，因此最“具有经济生产力”的人是准备离婚、但在找离婚律师的路上把车子撞毁的癌症患者。许多人提议采用“绿色国家产品”或“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或采取某些通过减少污染或疾病更精确反映进步（或退步）的新措施。约翰·科布在1994年与戴利合著了一本名为《追求公益》（For the Common Good）的生态经济学书籍，他在书中写道，现在需要的是“可以告诉我们，经济活动让生活变得更好或更差的”某种信号。要计算价值并不容易，你计算过将广告当做提供实用信息的渠道所花费的钱吗？或者，你觉得广告是让人分心的烦人事情，不用计算其价值？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试图计算价值。比如，英国在2005年宣布发展“福利指数”计划，加拿大统计局主管试图评估教育、环境质量和“社区活力”，澳大利亚则在设立“包括一切的财富架构”。科斯坦萨在佛蒙特大学的团队正在雄心勃勃地撰写《地球股东报告》，报告一开始便提出一个激进的前提：地球其实属于每个人；报告中有很多关于木材收获和鱼类资源的图片，详述我们的投资每年贬值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