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民们事先已把我们的蒙古包扎好。进去后，一个模样端庄善良的蒙古中年妇女很利索地帮我们把炉子点着，熬上茶。我刚想向她表示谢意，猛一瞥，发现她蒙古袍的背后缝着一块白布，上面用蒙汉文写着“牧主分子”，结果谁也不敢答理她，怕立场不稳。
当地贫下中牧过去从不搞阶级斗争，现在一搞，也相当厉害。他们发明了在五类分子后背上缝白布条的法子，让大家都知道这是专政对象，要与之划清界限。我们还被告之贫下中牧家的蒙古包上都插着小红旗，没插小红旗的就是五类分子或有问题的人家，下包喝茶，一定要到插着小红旗的蒙古包里去。
到高勒罕草原住在蒙古包里的第一夜，令人非常难忘。
临睡前，往铁炉里倒一簸箕牛粪，憋了一阵儿烟，越来越浓，最后“嘭”的一声，跟爆炸一样，熊熊燃烧起来，把第一节炉筒烧得通红。毡子外面寒风刺骨，毡子里面却只穿着背心裤衩还热得满头大汗。那感觉真奇妙啊！但只要火一灭，蒙古包里就酷冷，几乎跟户外一个温度。我们每人除了被子外，又把发的八张羊皮全盖上，堆成厚厚一大团，且都蒙着头睡，否则冻耳朵、鼻子。
半夜，我身上盖的羊皮滚掉了，一下子被冻醒，只好当“团长”。蒙古包顶上有一个通气透光的大圆窟窿，透过它能看见天上的星星。外面实在太冷，竟然不敢伸出手把羊皮再盖好，只好硬钻进雷厦的被窝里。随我涌进被窝的一股冷气，雷厦叫唤起来：“哎哟，哎哟，你这脚跟冰块儿一样。”我俩屁股对屁股，裹紧被子继续睡觉，可怎么也睡不着了。透过一个缝隙，我望着蒙古包顶上的窟窿，明白了蒙古包里为什么这么冷——寒气就从那窟窿里直往下落。
想起了下午到达东河时的情景，气氛冷清，根本没有人欢迎我们，和报上说的完全不一样。只有一个黢黑的蒙古牧民骑着马，呆漠地望着我们，后来知道他叫斯楞。他刀刻斧凿般的脸冷冷冰冰，远远地跟着马车走了一会儿，然后纵马扬长而去。
第二天早晨，蒙古包里酷冷似刀，谁也不敢起来。直到上午九点多钟，贡哥勒老头从外面带了一把枯草，放进炉子里，又在枯草四周摆了几块干牛粪，为我们点着炉子，包里有了热气了，大家才战战兢兢地从被窝里钻出来，趁热穿好衣服。
贡哥勒来到外面，在严寒中为我们杀牛。他根本不绑，只把牛的两个前腿撅到牛犄角后面，就在牛的胸膛上割一个小口子，把一只瘦瘦的胳膊伸进牛胸腔里掏心，掐断一根动脉管，牛马上就死。这比汉族杀牛要科学得多，省事得多。之后，他开始用把旧电工刀剥皮剔肉……
他的皮得勒背后也缝着一个白布条，提醒着人们，他是一个牧主。
我透过门上的小玻璃，好奇地看着这整个过程。
雷厦兴高采烈地切着羊骨头，准备为大家做顿手扒肉，却突然把刀放下，赶紧穿棉袄：“啊呀，要憋不住了！”他匆匆地武装好，惨叫着跑到包外。
不一会儿，他解便回来，跑进蒙古包，大口地喘着气。
我问：“你在哪儿拉的？”
“马厩后面。”雷厦哀叹道，“哎哟，屁股要给冻两半儿了。那风跟刀子一样。”
“我也憋不住了，怎么办？”
“去吧，速战速决，保护好屁股和老二。”雷厦笑着说。
当我蹲在马厩旁，体会到内蒙古的酷寒时，才恍然大悟蒙古族牧民穿皮得勒非常科学，多大的风，多冷的天儿，蹲下就拉，不用担心冻屁股。
饭做好，我们啃着手扒肉，发现内蒙古的羊肉好吃得要命，特别清纯，特别鲜美。奇怪，这西乌旗的羊肉怎么一点儿没有膻味儿！
上午，贡哥勒的老婆，那模样端庄善良的中年妇女来给我们缝皮得勒。每件皮得勒都特大，要用八张羊皮，可穿可铺可盖。人家笑容可掬地一一为我们量身高、臂长，我们却都绷着脸，默默无语。她后背上缝着一个黑污污的白布条儿，使我们不敢对她和气一点儿，视她为化成美女的毒蛇。这位蒙古妇女脸色红润，大黑眼睛，挺有几分姿色。她熟练地为我们裁剪皮子，一针一线地缝着，神色安详，对自己后背上的那块白布条儿似乎毫无怨言。
晚上。早早睡下后，牛的哭喊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几十头牛聚集在白天那头牛被杀的地方，用蹄子刨着地，用鼻子嗅着冻土，用舌头舔着同伴的血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放声恸号，那扑簌簌的泪水冻成冰碴子挂在眼窝下面……这一群牛的蹄子声轰轰响，好像就踩在你脑袋边。
有几头牛竟用鼻子嗅着蒙古包，一头牛把脑袋往蒙古包上蹭痒痒，整个包都在颤动，着实可怕。
金刚害怕地问：“它们会不会冲进蒙古包里来？”
我热血一冲动，不顾寒冷，立刻穿上衣服，拿着一根大棍子冲出去，朝站在包附近的牛群又打又吼，横冲直闯。这些牛虽然块儿大，胆子还是小，几十头牛被我一人打得四处逃窜。很高兴地返回蒙古包，脱下衣服继续睡觉。
可是不久，牛群们又陆陆续续地返回来，围绕着同伴被杀的地方继续呜呜哭泣。有的牛哭得气喘吁吁，有的牛拉长声儿哀号，吵得我们根本睡不着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