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海等地的买办相比，天津买办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与官僚关系的密切。也许因为天津与北京如此接近，才使得许多在天津的外国银行和洋行都将目光盯向北京。他们需要通过买办打通关节，获得更多的政府借款或订货。如何设法与北京、天津的高官建立密切关系就成为买办们共同的目标。
从清末到民初，天津的外国洋行和银行大都盯住了两大市场，一是华北腹地市场，另一个就是北京的中央政府——清政府和后来的北洋政府。于是，与官场打交道，建立独特的关系网，获得政府订货或政府贷款，成为洋行和银行买办的重要业务，构成天津买办与上海买办颇为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特征。
买办与官僚建立私人关系网络主要是通过同乡关系。例如在清末，天津的安徽籍、浙江籍买办大多与李鸿章来往密切；广东籍买办则大多借助同乡网络与任职天津海关道的广东籍官僚建立私人联系。
在天津的买办中，与官场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汇丰银行买办吴调卿。保守的天津上层社会使得李鸿章难以在当地找到得力的人才，于是，来自上海，擅长与外国人打交道，又是安徽同乡的吴调卿便成为李倚重的人才。吴与李的密切关系也使得汇丰银行对吴更加倚重。
19世纪八九十年代，李鸿章主持修筑津榆铁路时，通过吴调卿多次向汇丰银行借款，使得工程得以顺利进行。1887年，李鸿章向清政府保举吴调卿参与铁路的修筑和管理。1894年，吴被任命为“关内外铁路总办”，他的官场身份使得他更便于以政府的名义向汇丰银行借款。也由于他善于和外国人打交道，能够与外国工程师和职员融洽地合作，因此，吴任职三年备受外国人的赞誉。
宁波籍买办王铭槐也是靠与李鸿章的关系，建立了在天津买办事业的基础，同时也借助同乡关系结交了许多官场上的官僚，为他的买办事业建立了关系网。
雍剑秋在接受洋行的聘用担任买办时，向洋行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允许他使用大量金钱贿赂收买政府官员。在北京，他通过结交交通总长朱启钤，认识了许多北洋政府的官僚，通过结拜盟兄弟、儿女结亲、认干亲等方式在北洋政府的上层中结下了关系网，并进而将触角伸向袁世凯。民国初年，不论是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还是热衷于战争的各派系军阀，都要扩充军队，需要大量的军火。雍剑秋任职的洋行是专做军火生意的，只有打通军阀的关节才能做成大生意。雍剑秋通过向袁世凯赠送武器军火、贿赂北洋军阀的实力派等手段，为洋行取得了大量军事订货。
天津买办关系网的密集化是在庚子以后形成的。20世纪初，在政府与洋人的交往中，买办的中间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关系，一方面，买办要花钱买个顶戴，以便和官场上的人打交道，甚至为此还要通过结拜、儿女结亲等方式；另一方面，官僚们也极力与买办建立关系，甚至迁就巴结，希图借此搭上与洋行和洋人的关系。凭借着与外国人的关系，买办与官僚之间的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同时，与外国银行、洋行商业来往的增多，也使得华商与买办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
一言概之，一个想在津城站稳脚跟的买办，必然会寻找官僚作政治靠山，搭建与官僚的关系网。如果一个官僚想要与外国洋行或银行打交道，买办同样是他们必不可少的中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