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商人一旦富有后往往更热衷于与官员、士绅们打交道，而把商业的管理交给管家。他们更喜爱从事垄断性商业，将财富当做提高身份的阶梯，发家后往往更注重后代的功名和仕途。与传统商人相比，买办社会地位的独特性，使他们成为不仅具有近代投资理念，又兼有多重身份的新型商人。
早在19世纪70年代，旗昌洋行买办刘森就在天津有三家自己的行号，其中一家经营经纪业，另外两家是商行。80年代，新沙逊洋行在天津的买办胡梅平除了在天津的老城区和租界开设有两家糖果店和三家鸦片店外，在北京以及蒙古地区也有他自己的商号，同时还在上海一家钱庄入股，并开设了一家金店。尽管这些是买办个人的生意，按照与洋行之间的约定，买办不能打着洋行的招牌经营自己的商业，甚至买办办理洋行的业务也要注明是华账房，而不能代表整个洋行。但事实上，他们借助洋行的特权从事自己的经营是司空见惯的。如胡梅平在天津老城区开设的商号就挂着“英商沙逊洋行”的招牌。有的买办还借助与洋商的合作做自己的生意。19世纪70年代，买办邓松山和俄商米理素在天津合伙开设了“裕顺和洋行生理”，其实仅是邓自己的行号而已。
19世纪的买办更热衷于工业投资。当时，社会资本相对匮乏，贷款难以搞到，加上天津商人的保守性，很难想象会有天津本地的有钱人愿意投资于他们还不熟悉的工业。但是，整天与西方企业家或商人打交道的买办却不同，他们耳濡目染较早接受了近代的投资理念和意愿，外国洋行或银行也为他们的投资经营提供了便利条件。于是在天津早期的私人工业投资中，就有了买办的影子。
吴调卿最早投资工业。1886年，吴调卿发起投资创办火柴厂，得到李鸿章的批准。一年后，也就是1887年8月15日，天津自来火公司成立了。合伙投资人除了吴调卿以外，还有天津武备学堂总办杨宗濂和驻防天津小站的盛军统领周盛波。前者是李鸿章兴办洋务教育所倚重的主要人物，后者是李嫡系军队的首领。他们也都来自江南，与吴有乡谊之情。
火柴最初称“自来火”、“洋火”，19世纪中叶从欧洲传入，由于使用便利而逐步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80年代，天津的火柴进口量迅速增加，不仅供应天津市场，还大量运销华北内地。吴调卿显然看中了这个大有潜力的市场。他明确宣布公司全部是华人资本，意在与洋货展开竞争。1897年，吴调卿又投资白银25万两创办了天津第一座毛纺织厂，还与德国兴隆洋行合资开办了一家打包公司。1900年以后，吴调卿投资15万两于北洋硝皮厂，得到正在推行北洋新政的袁世凯的支持，该厂经营状况甚好。吴调卿还作为合办人，于1888年创建了天津英租界的煤气公司，投资了天津电灯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并与英国人合资兴办中英门头沟通兴煤矿公司，任中方董事长。除了主要在天津的外国公司投资外，吴调卿还是香港、上海几家英国公司的股东。
不少买办在当买办之前并没有多少经商的经验，他们往往是从外商那里学到了经商投资的经验以及西方的价值观。买办高星桥最初到北戴河见韩纳根接受他的任命的时候，与韩在别墅共进西式早餐。精明的高星桥接受了韩纳根让他投资的建议。于是，他在北戴河投资购地，建造了许多所漂亮的楼房别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高星桥在石家庄兴建焦炭厂，聘德国矿师作为技术指导，炼出符合国际标准的清水焦炭，打入国际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高星桥再一次根据韩纳根的建议，目光投向天津的零售商业，在法租界建成规模最大的商场——劝业商场。
在一个被迫对外开放和被瓜分为若干个外国租界地的天津，买办是与洋人最接近的华人。因而，他们也必然是西方人先进投资理念最早的接受者和获益者。买办经营工商业的形式多种多样。他们凭借丰厚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将资金投向工商业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