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系统基本上深不可测，让人捉摸不透，由于它的复杂性而无法进行分析，不能领会，所以也不能详细地组织和控制。对于有组织的人类社会自身所带来的特别复杂的系统就更是这样。控制论通过提出问题和搜索模式，告诉我们如何成功地与复杂性系统打交道，掌控它的复杂性，甚至可以部分加以利用。很难想象有人会认为，特别是管理者认为，系统的运转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只有掌握了控制论的基本知识才会有清楚的认识。控制论注重复杂性系统自己去组织，而且是按照控制论自己的规律。人类要么找到解决的途径，要么像被自然界的其他力量一样被征服。
第二个飞跃是第一个的延续。由于我们能够知道的很少，所以不能控制、调整、组织和发展一个系统，所以必须让其自己来完成，而且就像自然的一样智能实现。基于控制论的管理就是把控制论应用到管理上，这样就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通向系统化的“自我设计”和“自我能力”。这是从调整通往自我调整的一步，从组织通往自我组织，从构建通往自我构建，从协调通往自我协调，从发展通往自我发展，即通往进化的一步。在这个意义上，特别在公司策略范围内称为“全局控制”。
复杂性的利用
今天的人类社会和机构都是持续的、不可预见的、自动应变着的系统，是特殊类型的系统。这样的系统虽然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不是人类刻意造成或执著追求的目标。这些系统现在变得比人类原来能够设想的更加复杂了。人类不能轻易达到自己所愿望、所期待的目标，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系统是自动生成的。海因茨·冯·福尔斯特将这种状况比喻为“普通与非普通机制”。
上面刚谈到的两个飞跃，是应对我们人类自己产生的超复杂性，达到系统的自我应变，在规模和结果上可以比作历史上对地球的认识从平面到球体的转折。两个飞跃的作用是深远的。
采用基于控制论的管理不但消除了对复杂性的恐惧，也消除了对复杂性造成的后果的恐惧。将控制论应用到管理中，利用了复杂性的特点，利用它不断的再生功能，使社会和机构更好、更加独立地运转。
一切巨大的成功和进步来自于提高和更好地运用复杂性，而不是来自降低复杂性。古罗马就是靠提高交通道路的复杂性、靠调动复杂军队的知识而创造了它的优势。哥特式建筑的工匠们比罗马时代的工匠更加懂得如何面对复杂性。今天通信技术的复杂性与20世纪时的水平相比有了指数级的提高，从而才使经济全球化成为可能。
把控制论用到管理中，有意识地、系统地利用复杂性，解决了大多数在传统管理思想中出现的矛盾和疑点。表面看来不可逾越的障碍可以通过这种思维方式轻易得到解决。用控制论进行调整和管理的系统破解了简单和复杂、自由与秩序、多样性和单一性、自由经济和控制过剩、智慧与直觉这一对对矛盾。系统化的“不仅这样——而且那样”的思维代替了简化的“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的思维。
正确的管理就是用基于控制论的管理
对复杂性和控制论现象60年的研究不是轻易可以总结的，写成书来出版就更加难了，而写得使人信服则是难上加难。一般可以这样说：只有自己经历过、参与过的事，才有把握。回顾自己40年的研究、30年的企业领导、20多年当企业家的经历，在这样的经历基础上我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只有控制论告诉我们，在复杂性条件下什么是正确的管理，什么是错误的管理。控制论告诉我们，复杂的机构在复杂环境下要正常运转需要哪种管理系统，而且还需要哪些子系统。控制论告诉我们，这样的管理系统需要哪些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例如公司策略、战略、结构和文化等）在内容上如何构建才使公司有能力应对复杂性。管理学中的控制论告诉我们，在复杂性时代，如何用信息和知识来替代权力和金钱。
领会复杂性系统的规律是复杂性时代的关键知识，利用这些控制论知识则是关键能力，两者都是系统化地把握复杂性的重要条件，这是社会机构运转能力和个体的生存能力所要求的。
把握和利用复杂性是管理体系的目的。只有从这个目的出发，才能正确地看待、评价和正确应用管理模式。我的管理模式与20世纪的管理学有什么区别，我将在这套系列图书中阐述。21世纪的管理者不需要具备有别于以往的特征，而他所需要的是其他的能力，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知识和不同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