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整个系统越来越效率低下，那么就出现以下的现象：
投入越来越大，产出越来越小；
以前的自由导致了失控；
以前撤销的调控引来了变本加厉的官僚主义。
系统就这样陷入了自我约束的压力下，成功变为了负担，开始走向反面。我们社会的整个系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以往涉及市场和管理的成功方法产生了系统风险和崩溃的危险，增长变成了癌症肿瘤。
问题与系统
由成功所带来的问题，本质上是不能通过导致成功的相同方法来解决的。当时的成功方法会成为问题，这是很自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会成为根本问题。主要原因是，这些方法建立在20世纪、部分甚至是19世纪的知识水平上的。这些知识适用的时代主要是掌握原材料加劳动力，或者称为物质加能源。这是一个简单系统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虽然可能比较复杂，但还不是特别复杂。
复杂性时代的原材料就不同了，这是从未有过的复杂性，这是以往的成功方法所带来的，这是今天社会和机构的共同特征。
在所有各类经营企业、医院、大学和行政管理部门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是复杂的、动态的、非线性的、概率性的、错综复杂的系统。它们各自的环境（又是复杂性系统）又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动态的、非线性的“系统世界”。卫生系统、教育系统、社会系统、保障系统、能源系统、交通系统、物流系统，媒体领域、信息领域、信息系统、通信系统、全球金融系统、法律系统、税收系统等不一而足，是一个复杂性系统的网络，深不可测，在传统的思维模式下完全不可能搞清。
复杂性系统与简单的系统不同，有其自身的规律、特征和行为模式。因此管理也必须有完全不同的针对性，要针对每个复杂性系统本身的自然规律。只有尊重这些自然规律，我们至少能在基本方向上正确预知系统的模式和表现特点，并相应施加影响。
在复杂性时代里，大多数企业或社会组织需要彻底改革管理方式和策略，改革生产过程和自身结构。但是这些企业或社会组织还都没有能够理解复杂性所带来的自然条件。
新思维的来源
当领导都感觉到不得不选择新的出发点和道路，尽管只有少数人能够解释其中的原因，他们寻找合适的答案是一项昂贵的摸索和试验，因为他们缺少应对今天复杂性规模的理论、模式和计划。
要成功地应对如此高度的复杂性，必须进行彻底深入的调整，从管理的基本模式开始。这种彻底转变相当于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哥白尼式转折。这就一方面需要管理学上的全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关注信息、系统及其复杂性的全新知识。
转变方向所需的知识，既不是来自经济学，也不是来自传统的自然科学，那儿只能得到以前的答案，这些答案到今天已经过时了。未来不可或缺的有关复杂性系统的知识来自系统科学、生物科学、神经科学，来自进化论。为什么？我们可以设想，生命的有机体犹如我们今天的社会机构一样是组织起来的，这种组织形式假如不起作用，它们就不能生存。正是由于生物系统有着惊人的生存能力和应变能力，所以我们在构造人类的组织和复杂性系统中要向它们学习，我们可以也必须向它们学习。
控制论是重要知识的来源
把人类社会的组织和有机体进行简单的类比是不够的，因为有机体虽然是组织，但组织不是有机体。来自生物科学和神经科学的知识不能直接用到社会组织上。
只有在生物系统和人类创造的系统中有共同规律性的方面，我们才能得到有用的帮助。这方面的研究属于控制论的范围。依靠控制论已经出现了计算机和现代医学技术，出现了汽车和飞机上的调节与控制系统，出现了今天的安全系统和卫星导航系统等等。控制论早就在整个技术领域和其他专业领域得到了应用。凡是控制论的应用领域，到处都获得了重大的成功。
控制论是通过信息和交流对复杂性系统进行构建、控制和调整的科学。社会和各种机构要在今天的复杂性世界里正常运转，控制论是关键知识，也是管理学上的基本必备知识。
对于一个身处复杂性时代的人，很少有其他知识比这更重要的了。现代的人区别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人，不是由于他有了其他的特点，而是有了完全不同的知识，以及更多的知识以外的东西，例如他做决定和行动的条件不同了。正是控制论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两次进化飞跃
控制论在技术领域发挥了作用，这一点已经不容置疑了。管理一个复杂的组织，远远超出了技术的应用。要在管理学上应用控制论的知识达到像技术领域一样的取得巨大成功，还必须实现两个进化上的飞跃：
第一个飞跃是把控制论应用到比技术领域更加复杂的系统上，应用到有生命的社会系统上，可以称之为超级复杂的系统上。
第二个飞跃是把控制论应用到经过第一次飞跃所达到的结果上，即应用到系统控制论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