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奈斯比特 多丽丝·奈斯比特
我们一起所作的第一次重要访问就是来中国，那是2000年，这次访问的亮点之一就是应邀会见国务院新闻办的赵启正部长。那是一次很愉快的会面，我们还见到了其他几位副部长。会谈进行得很顺利。我们主要谈了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深感西方人广泛对中国真实国情的无知。从这次会面开始，我们夫妻俩与赵部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十年之后我们再一次见面，谈论我们曾经目睹的﹑赵部长曾经参与的一些变化，以及中国在这些年里所取得的进步。但是，我们也谈论了中国的不足之处﹑她的问题和挑战。最后，我们还谈到了西方对于真实的中国仍然所知甚少，因而产生了这次对话的想法。我们很高兴能在几天的时间里和赵部长一起就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坦率的﹑无约束的讨论。
这就是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这本对话集的由来。
在正文开始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我们在对话中所提到的历史背景。
200多年前美利坚合众国为现代民主打下了基础，美国的制度历经时日已成为所谓“西方”的大多数国家的模式。这个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把民主和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帮助西方急速发展，把直至19世纪时占全世界ＧＤＰ 50％的印度和中国远远抛在后面。
20世纪初期，另一个模式似乎在崛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无阶级社会的理论作为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民主模式的选择在苏联得以实施。共产主义应该成为社会主义者的选择来替代资本主义；如同西方曾经仿效美国模式那样，世界其他国家则追随共产主义苏维埃的模式。俱往矣，苏联解体，许多共产主义国家都彻底转向，拥抱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
面对无阶级社会的不切实际以及苏联的崩溃，美国和欧洲成为世界经济的指导者，美国则成为所剩的唯一的超级大国。对于任何想要参与塑造21世纪的国家，西方的价值观被宣称为终极的、普适的模型。
在新世纪最初的10年里，在预感到西方严重危机的同时，以前主宰世界的那些国家逐渐注意到中国持续增长经济的能力。这是中国通过创建自己的模式——新的社会经济体制得以实现的。我们将这个模式称作“纵向民主”。
西方将“民主”一词与中国联系在一起的人不多。但是，即使是西方民主也不符合古希腊的民主模式的标准。对于希腊人而言，“民主”（“人民”和“统治”）的字面意义是“人民的统治”。
纵观希腊之后的众多世纪，我们发现，“人民的统治”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创建。想象一下今天任何一种西方式的民主政体，在那里统治的合法性就是赢得选举。但不幸的是，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今天的美国，成功之道看起来越发像是把竞选对手竭尽所能地贬为治国无术之徒，而不是拿出更好的施政方案。彼此不是为了共同的目标携手工作，而是相互之间敌视、围堵，其做法日益左右西方的政治格局，并使其功效日渐衰减。
与此同时，在中国，“人民的统治”是一项不断进展的工作，它始于３０多年前急剧的发展方向大转变：毛泽东的理想主义被邓小平务实的现实主义所取代。
邓小平号召“解放思想”是整个过程开始的第一步，自那以后，基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力量的动态作用之上的政治结构便得以发展。西方许多人难以相信在中国能够存在什么民主形式，因为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自下而上的力量以及它在体制内所具备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