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
我是由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大趋势》“认识”奈斯比特先生的。迟至2000年，我才在北京幸会了奈斯比特先生和他的极富才智的夫人多丽丝。2009年5月，他们在写作《中国大趋势》时，曾把他们提出的“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的构思告诉我，并真诚地请我提意见。他们作为美国人和欧洲人（多丽丝是说德语的奥地利人），以他们的文化背景，从海量的、杂乱无章和充斥着矛盾的关于中国的信息中提炼出了这八大支柱，让我不仅顿感惊异，而且颇为钦佩。我若在瞬间提出意见，不仅是鲁莽的，而且担心因为掺入了我的中国式观点，会影响他们非中国式的表述。于是，我表示，这八大支柱中国人是能理解的，也符合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年来发展的事实，事实是他们的写作——更准确地说是研究（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的基础。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理念、政策、实践和结果被称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或“中国案例”，然而，通过世界各种媒体所呈现的中国差异极大。西方媒体说，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有多种前景：不成熟的中国、动乱的中国、经济强大但傲慢的中国。观察同一个中国，其结论竟然是多样的中国。
我和奈斯比特夫妇讨论了观察中国的困难和观察中国的方法。我们认可中国是一辆疾驶的列车，列车不仅很长——有30多个省市，而且乘客很多——56个民族的13亿人。站在路边，甚至站在万里之外观察列车，看不清楚运动中的列车的外形，更看不清楚车内的情况，于是描述不准的情况在所难免，遑论较准确地评论。奈斯比特夫妇是在中国列车上考察中国的少数西方作家之一（另一位令中国人印象深刻的作家是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他提出了中国改革的指导性的四原则，也是一种新鲜的角度）。我们三人在对话中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使在中国列车上考察中国也非易事，面对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发展的不平衡、13亿人口的贫富不均、各地区地缘文化的差异，要想认识到中国的本质究竟该用怎样的方法。
多丽丝问了我一个近乎哲学性的问题（我一向认为以德语为母语的人往往擅长哲学思考）：表述中国的社会制度能不能像表述西方社会制度那样的简明？我承认，表述中国社会制度的确需用较多的语句，其理由是：西方社会制度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60余年，实行改革开放甚至只有30余年的历史，因此，解释中国就不得不说较长的话。但我相信再过30年或50年，当中国的事情也为全球所熟悉时，就有可能像多丽丝所希望的那样用较简明的语言去描述了。我也相信，中国列车的轨道是和平发展的轨道，中国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也会对世界的和谐有所贡献。
在三人的深入讨论中，我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国虽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世界瞩目的进步，但是“中国模式”尚处于现在进行时，中国目前所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需要继续在长时期的实践中完善。人们也需要注意到世界上对“中国模式”有着许多不同、甚至相差很大的定义和解释，并不存在同一的“共识”。有的发展中国家，愿意研究中国发展的这一“案例”，即“实际的过程”，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正如中国愿意参考其他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做法一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中国并没有输出“模式”的任何打算， 输出“模式”违反了中国一向坚持的制定政策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哲学，中国应当如此，其他发展中国家亦然。
我很珍惜我们三人对话的机会，在五个半天的最坦诚的，并且是跨语言的，更是跨文化的交流中，我获益良多。如果中外读者也能由这本简明的书得到认识中国的某些帮助，那将是我们的荣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