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1年，也就是乾隆十六年，江南各地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新年刚过，杭州西湖岸边的柳树，就吐出了星星点点的嫩绿。春风里，人们纷纷走出户外，探亲访友。然而，那些在政府部门供职的，自督抚以下的大小官员们，此刻却无心贪恋春色。他们在和家人短暂地团聚之后，即提前结束假期，步履匆匆地赶往衙门。他们要在这里紧张地工作，迎接另一个春天的来临——皇帝早已颁下谕旨：今年春天巡视江南。虽然离圣驾莅临尚有时日，但“接驾”这样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大事，哪敢造次？还得早早地精心筹备才是！对于他们来说，沐浴皇恩远比沐浴春风要快乐一万倍。焦头烂额的官员们，每每想到浩荡的皇恩，忙乱的脚步就轻盈了许多。
距江南万里之遥的北京，皇城内外，更是忙乱一片。尽管准备工作已持续多日，然而皇帝出巡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正月十三日，皇帝陛下南出正阳门，“南巡”伟业正式开启。太后、皇后、若干王公贵族随驾南行，大量政府官员、仪仗侍卫、兵丁仆役恭奉圣驾。2000余人的队伍绵延数里，迤逦而行，前方仪仗去正阳门已有一里多地，尾部尚在城内。皇帝出巡期间被委以代理朝政的大学士刘统勋、总揽军务的大学士史贻直，一大早就率领留守京城的官员们到正阳门恭送圣驾。长时间跪在冰冷的石板上，两位大人的膝盖隐隐作痛。皇城根下的老百姓们也纷纷拥上街头，一睹皇帝出行的壮观，只不过北国凛冽的寒风吹散了他们的新年喜庆，留下了一脸僵硬和麻木。
运河内外，更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千多艘大船首尾相衔数十里，整装待发。皇家精锐的骑兵部队夹岸护卫，旌旗招展，万马奔腾。皇帝陛下及王公贵族、随行官员所乘船只不用篙浆，而用人力，为此征调纤夫三千六百人。水路之外，陆路也不甘其次，马匹六千、车辆四百、骆驼八百、民夫一万随途听候调遣。惊心动魄的声势之下，威风八面的乾隆皇帝向传说中美丽如画的江南进发。
直隶、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各省官员和富豪，施展平生之才智，竭尽全力地向皇帝陛下展示帝国的盛世气象。其想象力之丰富、浮华之盛，即便二百余年之后，也令人不免咋舌！大兴土木，沿途修建行宫三十所。道路两旁的民居、店铺全部用油漆刷新，大红灯笼高高挂起。河道里游弋着灯舫龙舟，两岸用翠柏松枝搭建彩棚，各色旗帜迎风飘扬。皇帝所到之处，三十里以内的政府官员、地方绅士、读书人、年长百姓一律到现场排队跪拜迎驾。为吸引眼球，镇江城别出心裁：一枚巨大的桃子用红绿绸缎装饰而成，远在十多里外即隐约可见，圣驾临近，焰火四发，巨桃开裂，数百名演员在桃子里载歌载舞。唯恐皇帝陛下对周围环境不适，扬州官商不辞辛劳，建造一座喇嘛白塔，让北京南海的“琼岛春荫”胜景一夜之间即在扬州的大虹园内再现。
江山如画，心旷神怡的皇帝陛下流连忘返，数月之后才依依不舍地踏上归程。五月初四，乾隆和他的南下大军才浩浩荡荡地回到京城。然而，美不胜收的江南风情，令皇帝陛下魂牵梦萦。象一个“瘾君子”抑制不住对瘾物的迷恋一样，第一次下江南之后的不足三十年间，乾隆皇帝居然又五次巡视江南。后五次的时间分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最后一次下江南，皇帝陛下已经是74岁的老人。如此高龄仍乐此不疲，不免让人惊叹！
一下江南的前两年，乾隆皇帝在两道圣谕中陈述了“南巡”的四大理由：一是江浙官员代表地方军民多次恭请圣驾临幸，盛情难却；二是循圣祖康熙皇帝南巡之例；三是考察戎政，问民疾苦；四是遂母后游历江南之愿，以尽孝道。于国家治理而言，除第三条之外，其他几条实在不能成为如此重大行动的理由。故而，自有“南巡”之议，便有若干反对声音。大学士讷亲，最早被指派为未来的“南巡”勘察道路。讷亲对皇帝的“南巡”计划颇有腹议，他装模作样地在江南各地转悠了一圈之后，用一种婉转曲折的办法向皇帝奏报：苏州的虎丘就象一个大坟堆，实在不能算作是名胜；城里的河道狭窄，大小船只拥挤不堪，河面上漂浮着粪便，臭不可闻。闻听此言，皇帝陛下暂时失去了南下的兴致。但讷亲的智慧只不过使“南巡”的计划稍稍延迟而已，乾隆皇帝迈向江南的坚强步伐，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
作为一代明君，乾隆深知，象“南巡”这样的伟大事业，绝不能给世人留下游山玩水、吃喝玩乐的糟糕印象。每次南巡，最为重要的日程就是视察河工海防，“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注：《南巡记》）尤其是江浙两省的河防海塘工程，大多都留下了皇帝陛下亲临阅视的足迹。第三次南巡到达浙江海宁的时候，正值水情告急，皇帝陛下顾不上休息，第二天即亲临海防现场，亲自试验打桩，并最终作出了修筑柴塘、装石加固的英明决定。此时的乾隆，不仅仅是一位万众景仰的皇帝陛下，而且还是一个精于水利工程的专家。他在河防海塘工程方面的勤奋和热情，就是圣祖康熙皇帝也难以企及。至于河工兴修的规模以及为此而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更令历代帝王不能望其项背，仅每年固定的“岁修费”一项，即多达380余万两，约占朝廷“岁出”额数1/10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