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所做的这一切，皇帝陛下自然不会谦虚。每到一地视察过后，都忘不了题辞赠匾、刻碑纪念。面对自家的秀美山川，伟大的“诗人”乾隆还免不了诗兴大发，写下了很多自以为得意的诗篇。（注：乾隆帝一生诗作甚丰，已留给了我们便达9000余首，近于一部《全唐诗》的分量。所以称为“伟大的诗人乾隆”。)不过，在后人们看来，这种帝王体的诗词除了矫揉造作之外，实在没有太多的诗词韵味，不读也罢！五六十年以后，国力渐弱的朝廷已经无力顾及水利工程，江浙一带海塘失修。诗人陈文述（注：清朝乾、嘉时期著名诗人）对此大发感慨，作诗一首，跨越时空，好好地溜了一回龙须： 《议修海塘》
叹息鱼鳞起石塘，当年纯庙此巡方。
翠华亲莅纾长策，玉简明禋赐御香。
列郡田庐资保障，万家衣食赖农桑。
如何六十年来事，容得三吴骇浪狂。
“圣明恩德”的另一表现就是蠲免赋税。这是历代封建帝王维系民心的惯用手法，乾隆皇帝信手拈来，运用自如。此时的清帝国国库充盈，钱银颇丰。皇帝陛下财大气粗，所到之处，信口蠲免。南巡途经山东、 江苏、浙江四省各州县的应征额赋，皆蠲免十分之三， 受灾歉收地区达到十分之五；同为江苏省省会江宁(南京)、苏州，浙江省省会杭州，是皇帝巡行驻跸之地，三城和附郭诸县在皇帝南巡之年的应征地丁银两全部蠲免。六巡江南，多次下谕，总共蠲免赋税折合白银在1000万两以上。对于乾隆这个满洲肥佬来说，只要民心所系，碎金碎银自是不在话下。
江浙向来为人文荟萃之地，才子学者之多，数十倍于其他省份。有清一代，全帝国的状元、探花、榜眼，十之六七出自江浙两省；历任现任大学士、尚书、总督、巡抚等帝国重要官员，也大多原籍江浙。如此人文渊薮，不容统治者有丝毫忽视。于是，笼络江浙地区知识分子成为乾隆六巡江南的要务之一。
1757年，是乾隆皇帝二下江南的年份。一下江南之前被委以总揽军务的大学士史贻直，此刻正赋闲在家。两年前，他因为子谋职而触犯圣怒，被削职后原品退休还籍。正在巡视途中的皇帝当然不会忘记这位在江南地区有着广泛人脉的老臣。召见的圣旨传到的时候，七十多岁的史贻直正在江苏溧阳老家的后花园里侍弄花草。他丝毫不敢怠慢，急忙摆置香案，整顿朝服，面北行礼如仪。然后吩咐备轿，遵旨赶往沂州迎驾。乾隆皇帝见到这位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仍毕恭毕敬的三朝老臣，此前所有的怨怒顿时烟消云散，不久即复召史贻直入朝拜相，仍授大学士，加太子太傅。1765年，皇帝四下江南，史贻直已于前一年去世，安葬在溧阳老家。皇帝陛下不辞辛劳，特意绕道前往拜祭，以示优恤。
这种用老人、死人来告诫和抚慰后来人的驭人手法，尽管早已被历代帝王们用滥，十分老套，但在讲究忠孝的中华帝国依然屡用屡效，妙不可言。和史贻直有着同样幸运的还有江苏长洲（即苏州）的沈德潜、浙江嘉兴的钱陈群两位老大人。此二人皆在朝廷为官多年，作为御用文人，深受乾隆皇帝的赏识器重。后因年事渐高，退休归乡，悠游故里。二人又都为诗书大家、文坛泰斗，在江南乃至全国文人士子中有崇高的威望。因此，皇帝每次到江南巡视，二位大人都受到特别的恩宠，每次都被特召迎驾。每迎驾一次，就能升官一次。不但自身所受恩宠异于他人，而且还宠及子孙。真是皇恩浩荡啊！两位老大人在“谢主龙恩”的时候，激动的老泪禁不住地纵横挥洒。不过，沈德潜在去世以后未能享受史贻直那样的殊荣——于他恩宠有加的乾隆皇帝日后突然翻脸，对九泉之下的沈老大人大张挞伐，令本想入土为安的沈老先生不能安息。此为后话。
浙江学者杭世骏，就没有史贻直他们那样的幸运。这位乾隆元年即授翰林院编修、后来官至御史的书呆子，才学过人而又颇有傲骨。当年因主张“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遭至乾隆皇帝的忌恨而被罢归隐。乾隆巡视江南，三次“召见”他。第一次，皇帝问：汝性情改过么？杭回答说：臣老矣，不能改。皇帝当即大怒：“何以老而不死？”第二次，皇帝问：何以为活？杭回答说：臣开旧货摊，买卖破铜烂铁。皇帝大笑，赐书“买卖破铜烂铁”。第三次，皇帝装做没看见，顾左右而言：杭世骏尚未死么？由此而观之，皇帝需要的是百依百顺的奴才，那些桀骜不驯的人，即使是才高八斗，也不会得到欣赏，而是如破旧扫帚一般，弃置门后。而且，皇帝陛下这么做，从来都觉得理所当然。
“六度南巡止，他年梦寐游。”诗人乾隆用这样的诗句结束了他的南巡之旅。但作为皇帝的乾隆，“大头症”还没有发泄完毕。他并不满足仅仅用诗词来表达自己对江南的眷恋之情，他要用实际行动来彻底发泄那顽不可治的“大头症”。于是，江南四大名园、杭州西湖十景以及其他江南名胜被他搬到了北京和承德，搬进了圆明园，搬进了避暑山庄。
朝廷上下，反对南巡的声音不绝于耳。一开始，乾隆皇帝还只是充耳不闻，到了后来，则义正严辞地加以斥责，再到后来，就只有献媚取宠的声音了。在皇帝看来，这不是巡游耗费银两的小事，而是帝王权威的大事。
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至苏州，看见一棵双手才可合抱的灵岩梅，赞叹不已。立在身旁的大臣博尔奔察，拔出佩刀做砍树状，皇帝大惊，连问何故，博尔奔察回答说：恨它不生在圆明园，致使皇上远途跋涉，历尽江湖之险。受到臣子如此讽谕，皇帝陛下十分不快。第五次南巡，乾隆打算去湖州游玩。为此，他还为自己找了个借口：朕去湖州不是游玩，是去看那里种桑养蚕。大学士程景伊强烈反对，他沉痛地说，皇上这回去了湖州，下回湖州就没有蚕桑了，老百姓元气一伤，几代都恢复不了。经常在皇帝身边的纪昀，也在提示乾隆，东南民众的财力已经枯竭，希望能阻止乾隆的“大头症”继续发作。乾隆皇帝大怒：穷腐书生，也敢议论国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