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抗者之一：隐士陶岘
唐代的隐士，如上节所说，几乎已经没有魏晋时的隐士那种与强权相对抗的勇气了，更多的是如王干那样的外表闲逸而内心"闲不得"的所谓隐士；即便是真隐士，也往往是道士，如司马承祯之类，这些道士并没有什么反抗精神，反倒常常与皇亲贵族们往还，甚至于成为皇帝的座上宾。
魏晋遗风的继承者，我在袁郊的传奇集《甘泽谣》中找到一个。这个虚构的、并不真正存在于现实中的隐士名叫陶岘，袁郊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身份："彭泽令孙也。"--也就是陶渊明的子孙。
陶岘生活于开元年间，家于昆山，富有田园产业。他选择家人中老实而又能管事的人管理家事，自己则泛游于江湖之中，遍行天下，常常好几年都不回家；回家后见到自己长大了的子孙，总是连名字都叫不出来。
以陶岘的文章和学问，是可以经世济民的，但他以为自己本性疏脱，因此不愿去谋取仕宦。
陶岘生下来就精通八音钟、磐、琴瑟、箫管、笙竽、、鼓和柷。，他让匠人做砖甓，暗中记岁时指不同时节烧出的砖的声音与历法暗合。，然后敲打听取砖甓的声音，竟然和所记的不差毫厘。他又曾经撰写收集《乐录》八章，以定音乐的得失。
他自己制造了三艘船，极尽巧妙，一艘用来自载，一艘用来载宾客，还有一艘则用来载贮酒肴。他的客人有前进士及第而尚未授官的进士。孟彦深、进士孟云卿和布衣焦遂。三位客人各自携带仆妾，共载于一船。陶岘又有女乐一部，常常在船上奏清商之曲。碰到佳山秀水，总要探胜寻幽，直到兴尽，方才回返。
陶岘的大名，已经闻于朝廷，再加上当时天下承平，因此他所经过的郡邑，都要招邀延请他，但陶岘总是拒绝道："我是麋鹿闲人，不是王公的座上客。"但也有没有邀请他他就自己来拜访的时候，那就得看郡守的为人和当地的景物是否能吸引他了，吴越一带的人，因此都称他为"水仙"。
他曾有一个亲戚做南海太守，他因为要去探访韶石（今广东曲江县）的胜景，就顺道前去拜访这位亲戚。郡守因为他远来拜访，十分欣喜，赠他百万钱。他又在南海碰到一个人卖古剑，长二尺许，又有一个玉环，径四寸，还有一个跟着海船一起过来的昆仑奴名叫摩诃的，十分善于游水又英勇矫捷，于是他索性把这些宝物都一起买下来，还道："这些都是我家的至宝了！"于是回棹，下白芷，入湘江，每当遇到水色清澈可爱之处，他总是把古剑和玉环投入水中，让摩诃潜水去拾取，以为戏乐。
这样过了好几年，有一次，在渡过巢湖的时候，陶岘又把古剑和玉环投下去，让摩诃潜水去取。摩诃才入水，就急忙带着古剑和玉环出来了，说："被毒蛇咬了。"他取出刀削去了自己的一根手指，才得以幸免。焦遂道："摩诃之所以受伤，不会是因为阴灵发怒了吧？因为水府是不愿被人窥探的。"陶岘道："多谢指教。但我是常常羡慕谢康乐（谢灵运）的为人的，他说'定要乐死于山水之间，只要能满足我这个喜好，其他的我全都不管了'。且人生如逆旅，置身宇宙之间，居布衣之贱，得贵游之乐，浪迹怡情三十年，只能说这是我命该如此。不能升玉墀见天子，施功惠民，逞平生志，也是命该如此。"于是下令开船，说是一定要到襄阳山去，然后才回吴郡。
行船到西塞山又名道士洑矶，在湖北省黄石市东郊，为古襄樊三名山之一。下，泊于吉祥佛舍旁，看见江水作黑色，滞而不流，陶岘道："这水中必有怪物。"于是将古剑与玉环投入水中，命摩诃下水去拾取。只见摩诃沉浮于波涛间，许久才出来，气息微弱，精疲力竭，几乎无法支撑下去了。摩诃道："古剑和玉环都不能取了，水下有龙，高二丈许，古剑和玉环都放在它的前面，我伸手要取，龙就怒目圆睁。"陶岘道："你、古剑和玉环，是我的三宝，如今那两个宝物都失去了，我留你又还有什么用？你定要尽全力去把古剑和玉环取回来。"
摩诃迫不得已，只好披发大呼，眼角都有血流出来了，于是拼命潜入水中，再也没有出来。许久之后，才见到摩诃断裂的肢体浮出，污血染红了江面，仿佛是在告诉陶岘摩诃已死。陶岘大哭，下令回棹，又赋诗一首自叙，再也不作江湖之游了，其诗道："匡庐旧业自有主，吴越新居安此生。白发数茎归未得，青山一望计还程。鹤翻枫叶夕阳动，鹭立芦花秋水明。从此舍舟何所诣，酒旗歌扇正相迎。"
陶岘对摩诃的态度，似乎颇为矛盾，比如程毅中先生在《唐代小说史》中，就指责陶岘是一个"残暴无情的奴隶主"，但如果陶岘果真不以摩诃的生死为意，那么他在摩诃死后的"流涕水滨"和"不复议游江湖"又该如何解释呢？吴志达先生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中，注意到了陶岘的"流涕水滨"和"不复议游江湖"，但他却认为，这仅仅是表现了陶岘性格的复杂性，而陶岘终究仍然是一个"把奴隶的性命作为戏笑之具"的"貌似名士风流、实为虚荣无聊的浪荡子弟"。
关于"残暴无情的奴隶主"，我们知道一个很有名的典故，且正发生在魏晋人的身上，所以很可以在这里把他拿出来与陶岘作个对比：
《晋书·王敦传》里说，王恺请客，王敦和王导去赴宴，有一个女伎，吹笛稍有差谬，王恺当场便把她打死。又有一次，王敦与王导又去赴宴，王恺使美人行酒，若客人喝酒不尽，便杀美人，敬酒到王敦和王导的座位时，王敦故意不接酒，美人因此而花容失色，王敦却傲然不视；而王导虽然不会饮酒，却也要勉力饮尽。
如王恺和王敦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是"把奴隶的性命做嬉笑之具"的"残暴无情的奴隶主"，而陶岘对摩诃，虽然也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但也已经不再像魏晋时王恺那样的无情和简单了。
让我们换一个方向，从小说中的两个小道具--古剑和玉环--入手。
自战国以来，剑就象征着勇武、不畏强权和献身之精神，这种象征性是因剑的使用者而得以附着于剑之上的。比如《史记》中"聂政之刺韩相"："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但这样的精神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渐渐地消失了。到唐代时，剑便往往与舞联系在一起，如公孙大娘之类，"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漂亮是漂亮了，但却没有什么杀伤力，更谈不上勇武、不畏强权与献身了。而其等而下之者，甚至成为道士骗钱的工具，如上文所提到的孙恪的表兄张闲云，自称他的剑与干将相类，但结果却被袁氏如折藕般折成寸断。剑的这种变化其实极具深意，到明清时，我们所看到的剑往往只剩下两种用途：装饰和骗钱，而剑的形制也渐渐地由简单变得复杂，如果我们将现在网络游戏中的剑与仍保存于博物馆中的"勾践剑"作个对比，则可以知道在这几千年间，剑以及剑所象征的那种精神，已经堕落到了何种地步。而玉之象征性则几千年来都没有变化，代表着坚贞不屈的性格和纯洁无瑕的品质，一直到现在，2008年奥运会的金牌仍采用金镶玉的设计。如果我们把古剑与玉环所隐含的这些象征考虑进去，也就可以明白陶岘之将古剑与玉环投入水中，然后让摩诃冒着生命危险潜水去拾取，决不意味着陶岘是一个"貌似名士风流，实为虚荣无聊的浪荡子弟"，同时也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在有恶龙于水底的情况下，仍然硬逼着摩诃入水了。在陶岘这个貌似无聊的举动中，隐含着他对古剑与玉环所代表的精神与性格的怀想，然而这种怀想又是极其消极的--他甚至都不敢自己下水去拾取他所抛弃之物，而只敢让奴隶代自己去行动，而在这种反复的拾取中，他与摩诃终于产生了某种若有若无的精神上的联系，这也正是他在摩诃死后"流涕水滨，不复议游江湖"的真正原因。
换一个角度看，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从魏晋到唐朝，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已经有了改变，至少已经不是如王恺与其姬妾那种残酷的没有一丝一毫的人情味的关系了。与奴隶有关的唐传奇，还有《无双传》、《昆仑奴》等等，从这些篇章中也都可以看到这种改变。史书中提到奴隶与奴隶主关系的史事也有不少，比较典型的如崔觐，《旧唐书》说他老而无子，乃以田宅、家财分给奴婢，让他们各为生业，而崔觐夫妇则隐居于城固（今陕西城固）南山之中，不问家事，只让奴婢们时不时给他们送来一些酒食便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