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出版部门提出“走出去”的战略，其实第一步走出去的，应该是如同林语堂这样的大作家。没有像他这样的大作品，光有出版部门的推导，恐怕还是事倍功半的。只可惜啊，可惜我们长期没有注意他。还有一位翻译家叶君健，也用英文直接创作了写自己经历的三部曲，外国反响很大，国内默默无闻。我们仅仅注意到了他能翻译这一点。再就是过去一直被忽视的梁实秋。过去我们只知道他写了《雅舍小品》系列，写过大量优美的散文，而且属于消闲文化的范畴，就从没报道过他花费四十多年的时间，独自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梁实秋的翻译工作从大陆延续到台湾，又从台湾延续到美国，终于在死前完成了这个浩大的工程。这个例子说明：只要文人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其故国观念就必定升华--无论自己的故国还是洋人的故国，都一视同仁地热爱，也毫无保留地奉献，乃至于最后的献身。
我想，今天我们谈故国，思想上也上到这个层次才好。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侯仁之（今年九十一二了）对我谈的一件事。他说：“1957年后，我去过你们家看过你母亲。她刚被打成右派，情绪很低沉，我同样痛苦，但也无奈。你大概不知道我与你父母如何认识的吧？我最初一直是《大公报》的读者兼作者，有了稿子就寄给你父母。当时我在北平，你父母在重庆，远隔万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见面。终于抗日战争胜利了，你父母来到北平继续办报，而我忙于去英国留学，双方最后约定一起去西郊的卢沟桥相聚--既是初次见面，也是临别分手。因为你父母当初离开北平时，是在卢沟桥这里出的事，而如今胜利了，大家重新再来这里聚会。你说，我们这些人心里装的就是这样的情怀，大家都爱自己的国家，如今全国胜利了，你父母也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怎么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这件事，侯老就对我讲过一次。我后来再去他那里时，主要就是请教关于北京历史文化上的事情了。他一直对我很关心，每次去都耐心与我谈话，回答我各式各样的提问。他还站在墙壁上清乾隆时期的北京大地图前，用手杖在上边指指说说。我及时拍下了照片。这照片对我的价值很大，它一直鼓励我沿着京城文化这个课题不断前进。我有许多这样的照片或文人前辈赐予我的墨宝，多数是我父母的文坛朋友送的，如赵朴初、艾青、沈从文、吴祖光、汪曾祺等人的，也有我自己在梨园认识的，如前辈俞振飞、张君秋、袁世海等人的，还有我母亲从梅兰芳处拿回的照片，从程砚秋家拿回的欧洲小玩具等。这些东西，都构成了我对京城文化热爱的起因，每件东西往往都能引出一段小而又深的故国之思。今后有机会时，不妨再写一本这样玩儿着的书出来，相信读者或许会更有兴趣。
总之，不懂得故国，就不懂得今天的来之不易。把今天的一切看得太容易太简单了，就写不出有厚度并能历时的作品。第二章话锋一转说花鸟引录文字业已结束，从现在起，我开始自己的叙述。我谈北京，自然会说到它各种的重要的项目，但在这开篇之际，却要话锋一转，先要说业已消失了的一花一鸟，说一说两件被消灭了的北京风物：中山公园里的牡丹，隔壁太庙中的灰鹤。它们确实不大，但都曾是饱含文化意味的活物儿，因此就格外让人缅怀不已。应该承认，这两件活物儿，也就是北京这个“故国”时期活的象征。
有些奇怪么？上一节引录的那许多前辈，有许多还应该是我父母的前辈，他们回忆北京的文字，他们抒写对北京的感情，大多直接与国计民生紧紧挂钩，有很强烈的时代精神。可作为一名小小后辈的我，为什么话锋一转，就要谈什么一花一鸟了呢？我是否也太无聊太软弱了呢？
容我申辩。第一，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我从小就没听见过枪炮声。第二，这篇要谈及的一花一鸟，确实又是老北京极其重要的两桩风物。它们本来很和平地留存、衍生于北京，是近代各式各样的炮火枪声干扰并驱赶了它们，让它们无法继续生存。从这个意义上，故国无端的炮火是有罪的，而这些活的风物是无辜的。我，作为众多后辈青年中的一个，阴错阳差地赶上了它们的余脉，就赶上那么一点点，但也就是这样的一点点，就让我终生难忘了。这次写书写到了这里，终于有机会让我一吐为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