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牡丹。说一说生长于中山公园里的牡丹。中山公园，原址为明清故宫的社稷坛，位于天安门与端门之右，乃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社（土神）和稷（谷神）的处所。民国初年，北京政府“辟新华门为敷政布令之地”，禁地既除，“遂不得不亟营公园为都人士休息之所”。（引文为朱启钤著《中央公园记》)1913年，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视察社稷坛，看到历经世变后坛内已是“古柏参天，废置既逾期年，遍地榛莽”，“以如此名地废弃可惜”，欲辟为公园。第二年，朱启钤改任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辟坛为公园之议”遂得到落实。1914年秋，段祺瑞、朱启钤等六十余人发起筹办公园的募捐，不及半年得募款四万余元，其中个人捐款以徐世昌、张勋、黎元洪和朱启钤为最多，每人捐款在一千至一千五百元间。董事会由此产生（凡北京市民每年捐款五十元即为董事），朱启钤被推为董事长。董事会负责为公园的经营拟订了《公园开放章程》，并以公园“地当九衢之中”，命名为“中央公园”。1914年9月，公园对公众试开放。10月10日国庆纪念日，公园正式开放，“是为北平公园之始”。
（此说据陈宗蕃《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版）1928年7月，“中央公园”奉北平市政府令改称“中山公园”，1937年10月因日据原因又恢复“中央公园”原名，抗战结束后复改称“中山公园”，其名沿用至今。牡丹是中国的国花，它的花、叶、茎、根，到底怎么美都无须我细说，我只讲讲对它的认识过程。我祖父住家在和平门里的绒线胡同，步行到中山公园是很方便的。就在临近新中国成立与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间的那几年，我时常由大人带着，步行到“公园”（它是中山公园的简称）看牡丹。就在一进门的西侧，有“很大很大”的几个花坛。我去的时候当然在花期，花谢了之后，又有学画的人专门画它的茎与根。我这时才发现，牡丹全身确实都很美。
牡丹花苑旁边有一大片的金鱼木盆缸，它们露天摆放着，一个个大绿色木盆中，都有不同品种的龙睛鱼在自由地游荡。牡丹与金鱼（只是硕大的龙睛鱼）是相得益彰的，缺了谁也不行，但其中领衔的还是牡丹。我曾盛赞“公园”的牡丹，但大人摇头，说更好的牡丹在南城的崇效寺，那儿的品种更多，花的植株更高，花朵也更大。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宣南二寺中有记：1913年5月5日，先生“下午同许季士往崇效寺观牡丹，已颇阑珊，又见恶客纵酒，寺僧又时来周旋，皆极可厌”。显见心情不是太好的了。5月5日，恰是鲁迅到京城一周年的纪念日，时方谷雨，恰好节令，正是赏花观景的绝妙时节，而鲁迅却乘兴而去，扫兴而归，确是让人遗憾。鲁迅先生当时住在城南南半截胡同山会邑馆，距枣林前街斜行过去的崇效寺山门前，只有区区的三里之遥。崇效寺不大，只不过是一座佛院而已。其规模和名气的由来，主要因为花事。20世纪30年代每到花期时，北平的电车汽车厂子都开设专线，由内城直达那里。传说在它的花期中，整个北京全都“游人如织”。还传说新中国成立时，朱德总司令专程驱车去崇效寺看过墨牡丹呢！可惜后来南城要盖工厂，就把崇效寺给拆了。拆除之前，分三批把那儿的牡丹移栽到了公园。牡丹生性最怕移栽，结果死了不少，能活下来的，花朵少了，同时也小了。后来我看到的牡丹，就是这“朵少了也小了”的。再往后，中山公园也不栽牡丹了，牡丹又移栽到了颐和园，就在东宫门刚进去的那块地方，花的植株矮了，朵也更加“少了和小了”。
新时期中，经张恨水作序的《北平游览指南》得以再版，书前有一组模糊的照片，其中就有崇效寺的牡丹。植株高与人齐，花朵有脸盆大小，这都是我绝没想到的。再后来，我购到《北京工商史话》一书，最后一篇文章是《牡丹之特点及培养方法》，作者佚名。其中说道：牡丹寿命长短，以地理为主，如其托根得所，其寿命即长；如是地脉不良，再加以人工不良之剪裁，使植物全体不得休养，其寿命即难永久。笔记所载，有千年以上者甚多。即从近代实践中，如甘肃某地山中，解放后伐森林，发现古庙一处，地势广大，建筑如新。庙内有大牡丹数十棵，独本者干径多在三十公分以上。丛生者多，皆高达十米，花开极繁，开辟以后设为公园，管理人马国瑞曾在五三、五四年两次来到北京，因会谈得知。又，北通县东二十里，有三义庙后殿阁宇七间，前有大牡丹花树四棵，高在十米以上，开花极多，可在楼阁之上赏花。余年十二岁时，同塾师往观一次，清庚子年，被八国联军焚毁。北京市东郊，东岳庙方丈院内，有唐花牡丹四株，高有三米，每株开花都在三百朵以上，解放后改为学校；又白纸坊崇效寺牡丹清人洪亮吉《卷葹阁诗文集》中有记崇效寺观花。邓云乡说：“门前见树尤绝奇，屋畔无枝不娟好……海棠无言压桃杏，莺声不来空昼永。寻廊万点白参差，恍若银河泻星影。闲心爱看日午花，采色讵似残春葩。”这是两百年前的崇效寺的花事图景，当时是以丁香、海棠著称的，所以诗中有“万点白参差”的描绘。可是后来崇效寺丁香凋零，牡丹葱茂，独以牡丹著称。洪亮吉诗中的旧景，就剩下那句“门前见树尤绝奇”的”故国乔木楸树了”。既多，在北京市是最著名的。解放后建为工厂，将全部牡丹移植中山公园，因为地势关系，移动了两次，合为三迁之荣。不数年死者不计外，勉强活者，寥若晨星矣。可惜佳种一失，即山东菏泽亦难寻觅。可见移植关系，甚宜研求之。请注意最后的五个字“甚宜研求之”，说得何等委婉，其内心早就在流血了。
在我近年研究京城文化之际，这牡丹就越来越给予我一种心象：在中轴线西侧社稷坛“五色土”的四围，同时也是在辛亥革命后的五色旗映照之下，还幸运地环绕着姚黄魏紫一族。它们十分安然又欣欣向荣地生长着，正反映出20世纪初年中华民族的一种延续或凝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