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无衣，与子同袍（1）

　　在东北边哨层层叠叠的印象中，有两个人，一个是姓金的司机，一个是俄文翻译，姓王，至今想起，都会让我百感交集。
　　
　　我至今还记得小金的模样。
　　
　　这是一个憨厚、活泼的朝鲜族小青年，皮肤黑红，四方的脸膛，头顶上扣着一顶显得略挤的皮帽子，一笑，雪白的牙齿全露了出来。看他那股子精神劲儿，我想他也就是个两年的兵。
　　
　　那次我们是奔赴呼玛一带演出。小金是某边防连的志愿兵，负责给我们开车。
　　
　　我还记得，当时的天气异常寒冷，满天的大雪，就像天要塌下来似的。没经历过东北尤其是黑龙江北部的冬天的人，没法想象这几近恐怖的境界。
　　
　　我们都裹得严严实实的，一早就从黑河出发了。小金驾驶的吉普车在前边，车上有范队长和六位队员。我刚刚被提升为副教导员，负责带第二辆车押后。
　　
　　小金开的是苏制的“嘎斯六九”，我们叫“大屁股吉普车”的。一般的吉普车后边只能坐三人，这种车是脸对脸的双排座，可以坐六人。范队长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后边坐了六位女演员。
　　
　　范队长是出奇地胖，有230多斤，再加上棉袄棉裤皮大衣，把个司机小金挤得够戗。
　　
　　前面突然有一个急拐弯，小金一个轮儿没打过来，车一下子滑到沟里去，打了几个滚，最后四脚朝天，戳那儿了。
　　
　　我们的车幸亏与他们有段距离，但也吓出一身冷汗。我拉开车门就往下跑，心说：千万别出事！
　　
　　我急匆匆地赶过去一看，就见车头已扎进雪堆里，四个轮子还在那儿空转着。车里几个人又喊又叫，正试图打开车门。这时，我们车上的其他几位队员也已赶到，大家手忙脚乱地，总算把车门捣鼓开，将他们一一拉出。我记得，拉那个老范时，着实费了半天劲，两个人都拉不动，最后好歹把他拽了出来。
　　
　　所幸，车里人倒还完好无恙。因为他们个个穿得球一般，与车子已是浑然一体，翻几个个儿也没遭磕碰，只是虚惊一场。
　　
　　然而，等我们把车翻过来，就发现麻烦大了：车的前挡风玻璃碎了。
　　
　　我们想找点东西把它给挡住，但这样，司机的视线也会挡住。
　　
　　这时，一脸愧疚的小金挤到我跟前说：“教导员，没事的。不要再找什么东西了。我保证安全把你们送到目的地。”
　　
　　我开始还不同意。因为当时气温至少有零下20多度，在这样的天气里步行一段路也是无法忍受的，更何况迎着风开车呢？在东北冻掉耳朵、鼻子不是没有的事。我当然不能答应。
　　
　　小金一个劲地磨我。我也知道翻了车他心里不是滋味。后来实在也没别的办法，如果继续站在这冰天雪地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轻者冻伤，重者……冻死人的事不是没有过。
　　
　　我只好同意了。
　　
　　就这样，小金又开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车，在天黑前赶到了驻地。
　　
　　一下车，我就赶到小金的面前，只见他原本红通通的脸变得乌青，嘴大约已经冻麻，已然说不出一句整话了。
　　
　　我拿出一瓶一直掖在大衣口袋里的“北大荒”塞给他，小金哆哆嗦嗦地从嘴里挤出几个字：
　　
　　“教……导员，对不起……让你们……受惊了。”
　　
　　我握着他的手，眼睛一阵发热，鼻子发酸。
　　
　　任何时候遇到类似的这种情况，我总是禁不住想起小金被冻得乌青的模样。这么多年过去，仍留恋军营的生活，也就是因为这里有着许多这样的战友，他们总是让我的灵魂纯净明朗。每当我意识到自己变得琐屑、狭隘和怨气连连时，我总是愿意到连队去，去接触这样的战士，去冲刷自己的胸怀。
　　
　　只能说：我，深爱着他们。“爱”，在这个年代显得那么泛泛，那么公式化。而我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词，能够承载我的感怀，我的惆怅，我的忧伤，只能说：我爱……
　　
　　边防战士的艰苦，是老百姓甚至很多内地兵所无法理解的。也许，许多人从各种媒介的大量报道，尤其是电影电视中，能对边防战士的生活有些感性了解。可问题是，很多人是用“驴友”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环境，主观臆想出一些“浪漫”和“雄奇”。不身临其地，你无论如何也体验不到他们真正担当了什么。我这么一个文艺兵更不例外。
　　
　　一个雨雪霏霏的日子，我们几个演出队的演员爬上了一座不是很高的山头，准备去给一个常年驻守在山上的年轻干部演出。这对我们是常有的事情，到一个偏僻的哨所，为一名士兵开“专场”。
　　
　　该连连长介绍：这位姓王的同志是某部的一位翻译，是专门培养部队外语人才的一家外语学院毕业的高才生。他独守在这个山头已经有三年了，他的工作就是每天监听敌台的广播，并及时写出报告来。
　　
　　我还记得他戴了一副眼镜，那军装脏得不成样子，油渍麻花的，一眼望去，绝不会和“翻译”之类的知识分子应有的外形和气质联系在一起，倒像个炊事员，充其量也就是个司务长。
　　
　　一钻进那间半地下的房子（东北叫地窖子），他就像是见到久别的亲人一般，高兴得不知所措。
　　
　　他在地上转悠了半天，忽然趴下来。这个动作把我吓了一跳。只见他从床底下抽出一个一个破纸箱子，又从里边翻出几个沾满灰尘的罐头，和一瓶没有标签的白酒，拿了一块抹布擦拭着。我想，这些东西他一定存了很久。
　　
　　我注视着他清癯文弱的面孔，心有所动，问道：
　　
　　“您家乡是哪儿？”
　　
　　“苏州。”他一张嘴，依然是一口吴依软语。
　　
　　“习惯这北方的气候吗？”
　　
　　“嘿嘿……”他只笑笑，没正面回答我。
　　
　　环顾这间低矮的小屋，显然，这即是他的住房也是他的工作间。屋里一张单人床，一张很破的书桌，上面有一部在当时来讲还算比较高档的收录机，他解释说：
　　
　　“这就是我每天用来听广播的。效果还好，因为是在山头上。”
　　
　　我想象着他每天俯在桌子上，边侧耳倾听边翻译记录的样子。
　　
　　这间房只有一扇窗户，因而房间里的光线显得异常暗淡。窗户是两扇玻璃窗，玻璃已是乌蒙发黑，外面又蒙了一层塑料薄膜，光线自然难以射透。窗棂锈迹斑斑。为了防冻防潮，估计这窗户很少打开过。但是，在窗台上，我意外地看见了一盆绿色的植物。窗外的阳光，稀稀落落射在它长长的叶子上。它的枝叶向室内蔓延生长，懒懒地宣泄着一种生命的潇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