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下海”卖香片

　　记得1961年，长春的冬天特别地冷，我之所以感到特别冷，大概是因为我们肚子里油水太少的缘故。
　　
　　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好吃的东西，可是太贵了。一般人买不起。所谓“议价”，在我记忆中，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比如，有一种议价糖，拇指大小，外面包了一层薄薄的巧克力，里面就是白砂糖，却要卖到4块多钱一斤。而那个时候，城里人凡上班做工的都堪称工薪族，人均月薪也就40块左右。我还记得，一条又瘦又小的羊腿，可以卖到20块钱。我妈妈曾带我到长春西安大路一家清真饭店，咬牙买了一盘烧羊肉，比玉米粒大不了多少的羊肉块，我数了数，不到20块。至今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盘菜13块6角。
　　
　　从那时起，我深深感到：钱还是很重要的。起码能使我填饱肚子，甚至解解馋。
　　
　　爸妈工资有限。我家的邻居，同学的家长似乎也没谁更富有。那时候如果听说谁的爸爸一个月能挣100块钱，我们就推测，他爸爸一定是个大官。
　　
　　有一天，邻居刘家的老二突发奇想，要拉我们一块去挣点钱。因为要过年了，而爹妈是不会给多少压岁钱的。怎么挣呢？刘家老二说，咱们胡同拐角有一家小商店，卖香片，一盒100张，卖3块钱；而市场上零售，5分、6分都有人要。所谓香片，也就是烟盒大小的卡片，上面印着各种花鸟人物，散发着一股香味，人们可以用它当书签，或当现在的贺年卡用。
　　
　　在我们的眼里，这无疑是一种奢侈品。当然，现在的人们是没谁瞧得上眼了。
　　
　　据刘家老二探得的消息，现在来说就是商业情报了，这种香片似乎只有这家小商店批发着卖，别处根本见不到，真是奇货可居呵。于是我们定下来要做这笔生意--卖香片。
　　
　　做买卖得需要本钱呀，可上哪儿弄呢？万般无奈，我跟爸妈撒了一个谎，说下学期的学杂费要提前交纳。妈就给了我3块钱。
　　
　　3块钱正好买一包香片。
　　
　　刘家老二要带我们去附近的五商店街边去卖，我却坚持要奔二商店，因为那儿离我家和学校都较远。何以舍近求远？这是怕同学和熟人看见。
　　
　　那天，天早早就黑了。还没吃晚饭的小哥四个，急忙奔了二商店，在一个大橱窗前面，一字排开。地上捕了一张破报纸，我把那100张香片铺成一个扇面。
　　
　　我压低帽檐，低着头，袖着双手，蹲在地上看一双双来回走动的脚。
　　
　　尽管我有些心跳，但我还是盼望着有一双脚在我面前停下来。可是没有，人们在我的面前匆匆而过。
　　
　　我始终一声不吭，而我两旁的小伙伴们却大声地叫卖起来。
　　
　　“快来买呵。喷喷香的香片，只卖5分钱一张了……”
　　
　　这时我发现，他们的叫卖真的产生了效果。有一两个人在他们跟前停下脚步，我侧目而视，眼见着人家的买卖开张了。报纸上的一张张香片越来越少，钱越来越多，我眼红了，心里很难受，可我还是张不开嘴。
　　
　　当人家报纸上只剩下十几张香片的时候，我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了。一阵阵冷风卷着小清雪向我袭来，我的身子开始发抖，连牙齿都在打颤。我终于忍不住了，大叫了一声：
　　
　　“快买香片啦，3分钱一张！”
　　
　　转瞬间，眼前一张香片也没有了。我捡起一堆毛票，揣进兜里站了起来，这时发现，我已经走不动道了，两条腿不知是冻得，还是蹲得，已经完全麻木了。
　　
　　有人在我后面踢了一脚，回头一看，是刘家的老二。他的眼睛瞪得老大老大，嘴里大口大口地呼着白气，说话声哆嗦着：“你想干啥呀？你他妈的，不说好5分钱一张吗？”
　　
　　我没回嘴，只嘟囔了一句：“我想回家。”
　　
　　走在回家路上，老有一种做了一回贼的感觉，像偷了谁家的东西，又侥幸没被人抓着。
　　
　　侥幸得太早了，当晚，我挨了爸爸一顿胖揍，因为爸爸听邻居家的同学说，学校根本没让交学杂费。
　　
　　爸爸问我拿钱干什么去了，我心力交瘁，只好实话实说。我把所有的钱都交了出来，却对不上数了，差了好几毛钱。
　　
　　我想，大约是我急于回家，没有收净，或者被某些顾客给坑了。
　　
　　这便是我一生中头一回做买卖，也是唯一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