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随剧团离家出走（1）

　　那是一个匮乏的年代，然而对我来说，精神生活还是挺富足的。
　　
　　出了家门往东不到100米，就到了胡同口。左边是朝阳剧场，说是剧场，却经常放电影。现在回想起来，许多电影都是在那儿看的。像《夏伯阳》《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祝福》《三毛流浪记》等等。当然，也看过很多戏，其中大部分是京剧和评剧。
　　
　　许多外地剧团也常来此演出，像天津建华京剧团、麒派老生刘汉臣的《四进士》《徐策跑城》，著名武生董文华演的《美猴王》，甚至连秦腔《火焰驹》《三滴血》，还有福建泉州木偶戏团演出的傀儡戏《水漫金山寺》和《解放大陈岛》，等等，我都在这个剧场看过。不是我多么想看这些戏，关键是不花钱，全是蹭戏看。但耳濡目染，我渐渐地看出了一些门道，进而喜欢，然后开始模仿。
　　
　　为了学麒派演唱，我曾喊哑了嗓子，弄得在课堂上无法回答老师的问题。后来我明白，我那是东施效颦。麒派鼻祖周信芳先生原本就是个哑嗓，他把这不利的条件变成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辅之以颇具韵味的念白，洒脱帅气的身段，独树一帜，另创一派，成为我国四大须生之一。而我全学了一些“末节”。
　　
　　说来可笑，麒派没学成，我改学马派。一段《借东风》刚学到“倒板转回龙”，懂行的人说，我唱言派更合适。于是，我终于学会了一段《让徐州》，至今还算得上我的拿手好戏。
　　
　　对于京剧的痴迷，加上在各种戏班里混得脸儿熟，许多行家前辈便逗我，要我今后就吃他们这碗饭。
　　
　　那时节，我简直变成了一个“戏痴”，成天介随着剧团，甘愿当“苦力”--帮着叔叔阿姨们搬行头拿道具。那一次，剧团要离开崇智胡同了，卡车缓缓启动，我情急之中，竟然登上了汽车的踏板。
　　
　　心里话说：他们去哪我跟到哪儿。
　　
　　剧团的人开始还跟我嘻嘻哈哈：“对啦，甭回家啦，跟我们去天津吧！”我兴奋得不能自已，以为汽车真的要把我带向远方。
　　
　　车开得很慢，因为在胡同里，不能加速。我攀着车窗，在踏板上骄傲地左顾右盼，胡同里的孩子们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
　　
　　可惜这个“少小离家出走”的梦幻也就维持了两三分钟--准确地说，也就几十米的路程。汽车到了胡同口，停了下来，剧团的叔叔把我抱下车。他们友好地朝我摇摇手，汽车绝尘而去。
　　
　　只留下我，傻站在原地。
　　
　　其实，我也没有认真考虑过这碗饭是否能吃一辈子，只是觉得好玩，过瘾。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所谓“理想抱负”谈不上，出发点也仅限于此。
　　
　　小学快毕业前，我真的偷偷报考了戏曲学校。
　　
　　初试时，一个剃光头，扎板儿带，穿灯笼裤，脚蹬一双洒鞋的老师听我唱完了一段《让徐州》，便从考桌后走到我的面前，撩起我前额上的头发。我本能往后躲，这是我平时最忌讳的举动，因为从小我的前额就出奇地大，我最怕小伙伴们冲我念叨那句顺口溜：锛儿头，锛儿头，下雨不发愁。而眼前这位老师还拍了拍我的前额，惊奇而赞赏地说道：“这孩子，勾脸儿，带盔头，都不用剃光头了。”
　　
　　紧接着，他扯开嗓子唱了一句：“劝嫂娘，你休流泪，免悲伤……”这是《赤桑镇》里包公的唱段。他让我跟他学，我随口跟他唱：“……百年之后，弟就是你戴孝的儿郎。”末了，这位老师一声“好”--竟吓得我一哆嗦。老师又拍了拍我的大脑袋说：“你有脑后音呀，唱什么言派？改学铜锤花脸吧，过两年，准是一个小裘（裘盛戎）呵！怎么样，就跟我学吧。”我傻笑着点点头：看来，言派又要改裘派了。
　　
　　初试顺利通过。正当我跃跃欲试、满怀信心要进入复试的时候，这事让我爸妈知道了。他们批评我不务正业，没几天我三姑也知道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别说我父母，就连我认为一直最疼爱我、理解我的三姑也站出来横加阻拦。
　　
　　这一天，三姑突然出现在我家，一反平时和蔼可亲的神态，和爸妈一唱一和，软硬兼施。
　　
　　究竟说了些什么已经不怎么重要了，只一句让我刻骨铭心：
　　
　　没出息的东西，你干什么不好。却要去当戏子！
　　
　　命运使然，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讲，我还是当了“戏子”--如果三姑还在世的话，真不知道她该作何感想。
　　
　　无论如何，终于没能上成戏校。按着三姑的教导，我还是静下心来学好功课，争取今后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吧。
　　
　　从此，我便很少再进剧场了。没事儿出了胡同口，往右便是吉林省博物馆，节假日就在博物馆里打发时间。这里有固定的展览项目，一是社会发展史，二是物种起源。另外一些不断更换的展览项目就五花八门了。
　　
　　博物馆往西，不过200米，就是我说的图书馆。它隶属于朝阳区文化馆，其实称它为阅览室似乎更合适。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讲，进了这座小小的图书馆，等于游进知识的大海洋。
　　
　　在这座图书馆里，我知道了鲁迅、巴金、郭沫若；在这里我读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在这里，我还结识了托尔斯泰、果戈里、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莫泊桑、雨果，我甚至还偷看了当时几乎被列为禁书的“三言二拍”。
　　
　　要知道，一初中学生，很多生僻的字是认不得的，我经常左边放着一本书，右边放着一本《新华字典》。看一会儿书，查一会儿字典。书看了不少，字也认得越来越多了。
　　
　　记得1961年的冬天，是我在图书馆里度过的最漫长的假期。学校没有煤来烧暖气，寒假放了近两个月，我差不多天天待在图书馆里，往往成为阅览室里最后一位离开的读者。
　　
　　那真是一段美妙而神奇的时光啊：时而与关张赵马黄为伍，时而和一百单八将结伴……阅读改变了我的形态--准确地说，大家看到的戴眼镜的王刚，就是从那时“炼”成的。开学后，我的座位又换到了头排，倒不是因为我调皮捣蛋需要监控，而是因为我戴上了一副近视眼镜。
　　
　　那年月，我还有两大业余爱好，一是集邮，二是装半导体收音机。于是有空就往长江路跑。长江路口有个大邮局，旁边还卖半导体组件。三极管、二极管几毛钱一个，电容、电阻一块钱一大把，虽然次品废品居多，但总能挑出不少好用的。记得我由矿石收音机装起，没几个月就能装四管超外差式收音机了。当年也算个时尚，就像眼下的孩子们玩游戏机，玩电脑，甚至自己攒电脑差不多。暑假一到，我往长江路跑得更勤了，或用钱买，或用几张邮票换回一些半导体组件。
　　
　　自觉比同龄人“先觉”“早慧”，可能跟这些经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