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杭州是龚自珍的故乡，他的先人随宋室南渡，先到余姚，再迁杭州，到他这一代在杭州定居已有400年，他的《己亥杂诗》中有“家住钱塘四百春，匪将门阀傲江滨”的诗句。龚家至少从六世祖起，世代为官，从他祖父、父亲到他这三代，居京官百年之久。杭州马坡巷是他的出生地，1839年回乡时他曾写下“马坡巷外立斜阳”一句。斯人已去，如今的“龚自珍纪念馆”并不是他当年住过的老屋，只是他家附近幸存下来的一处清代旧宅。
马坡巷离西湖近在咫尺，西湖是龚自珍儿时熟悉的地方。在他童年时，月朗星稀的春夜，梳着双丫髻、穿着淡黄衫的他，在西湖六桥凭阑吹笛，唱起苏东坡的《洞仙歌》，观者无不惊讶，有人还写出了《湖楼吹笛图》记其事。那时他不过十来岁。1812年，他21岁，新婚蜜月，曾和妻子泛舟西湖，并作词一阕《湘月·天风吹我》，其中有“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等句子，既有满腹的抱负，也传达出幽怨的气质。箫、剑是他一生的爱物，富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是他抒情的中心词之一，之后不断出现在他的诗词中，成为他传达内心世界的一个精神道具。
1814年春天，年仅23岁的他就经历了丧妻之痛，他把亡妻的灵柩归葬于西湖茅家埠。春夏之交，他泛舟湖上，忆及前年和妻子同游情景，伤怀不已，用相同的词牌写下《湘月·湖云如梦》。他的诗词总是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和忧患，即使是想传达内心的豪情，也总是与隐痛、不平纠缠在一起。“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萧心一例消”、“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这样的句子在他的诗词中伸手可摘，随处可见。
他就是踏着末世的挽歌声而来的。1792年，当他出生之时，盛世实际上已开始滑坡。那一年，天下大旱，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等地旱情尤其严重，表面上的“康乾盛世”潜伏着末世的因子，繁华如同泡沫，一个以农业文明支撑起来、盛极一时的皇权专制时代，隐隐可以听到挽歌声。就在他出世的第二年，1793年，远来的英国使节到达北京，傲慢无知、诗书风流、糟蹋了历代无数珍贵书画的爱新觉罗·弘历试图以一纸敕书拒人于万里之外。远在元朝时，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来华，曾惊叹于东方的繁华鼎盛，仰慕东方农业文明社会流淌着黄金般的富庶，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极尽渲染之能事。明代起陆续来华的传教士也未能丝毫触动这个古老民族的神经。然而时隔数百年，当英国的船只载来马嘎尔尼一行时，一切都发生了悄悄的变化，无论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还是垂着辫子的大臣，竟然没有人意识到，没有人捕捉到这一信号。
比魏源早生两年的龚自珍注定要成为近代思想界的第一声号角。当他在西湖写下《湘月·湖云如梦》这一年，他也写出了《尊隐》等文，在“山中”和“京师”的对比中，他已敏感到“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的“大音声”正在地底下运行。他自己对此文很是得意，直到晚年的《己亥杂诗》中还有“少年《尊隐》有高文”一句。
1823年，龚自珍的母亲去世，他将母亲的遗骸送回杭州安葬，在墓边种了5株梅花。他一生中手种梅花无数，常以“梅花”自况，但他的体验远远超越了林和靖“梅妻鹤子”、独善其身的隐士情怀，而是从梅花中体悟到了新的东西，深刻地看到了科举制的弊端，专制对英才的扼杀，强烈地感到了八股取士以一种僵化的模式将天下人才一网打尽的痛苦。他在1839年写出了著名的《病梅馆记》，痛击“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从而造成病梅的时代病根。由他的《病梅馆记》我想起丰子恺的一幅漫画，用大剪刀修剪灌木，将高矮不平、错落有致统统修剪得一样整齐。我还想起了长城上的每一块砖，都是一样尺寸大小。梅花也是如此。这仿佛是中国所有读书人的宿命，逃避不了被这个烂熟的登峰造极的皇权专制体制修剪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