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今天很多人知道龚自珍和他的诗，大概都是因为这首熟悉的青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的这些名句也都传诵不衰，不过人们想起这些诗句时并不一定联想到龚自珍。当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还是他在杂文、时论中所透露的光和影，那些不见容于那个时代的思想，那些洞若观火的判断。尽管他还想象不出新、旧文明碰撞的浪花，没有看到更大、更辽阔的世界，没有预见新文明的模样，但他知道“衰世”已走到尽头，他要为不死不活、无良医、无良相、连合格的小偷也产生不出的衰迈文明画一个句号。
青年梁启超说，19世纪末，当时代变革之际，向往新学的读书人几乎人人都经历过一个崇拜龚自珍的时期，他自述在南国花城初读龚自珍文集，“若受电然”。这种内心深处的强烈震撼，如同一百年后我初读哈维尔文集的体验。龚自珍的表述方式、概括力，对时代的穿透力，他提出深刻命题时的举重若轻，他的敏锐，他的风流洒脱的精神气质，他鹰隼般锐利的目光，使他穿越了那个时代花团锦簇的表象，看到了本质上的糜烂、平庸和无聊。他要唱出自己的歌，尽管歌声里依然弥漫着农业文明的气息，这是他无法超脱的宿命。但他郑重而明白地提出了告别“衰世”和“自改革”等至为重要的题目。如何告别？如何改革？他还来不及思考。在这一点上，和他同时代的魏源（只比他小2岁，但活到了1857年）向前跨了一步，看到了更大的世界。魏源在编撰《海国图志》时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在那个时代无疑是最先知的见解，可以说直接影响了洋务运动乃至维新运动。1858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上奏皇帝，将《海国图志》“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也就是希望清廷将这本书当作救国良方。22岁的康有为对西方发生兴趣，就是从阅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这些书开始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认为，林则徐译西报、魏源编《海国图志》“实为变法之萌芽”。龚自珍和魏源，确是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波，虽未构成一个澎湃的浪潮，却留下了抹不去的印痕。它使中国人第一次对世界有了新的、较为全面的认识，传统的“天下观”打破了，中国居世界中心的虚妄感幻灭了。近代的帷幕就是由这两个科场不得志的读书人揭开的。他们有限的思想资源，电光火石，尽管照不亮幽暗的专制长空，却留下了极为可贵的火种。
龚自珍慷慨论天下事，开一代风气，隔代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戊戌一代最优秀的人物，而且影响了更晚的苏曼殊、柳亚子、鲁迅等人。他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还不是自成一家的文章、诗词，而是思想上的震撼和启迪。表面上一切貌似盛世，举国上下醉生梦死，又有几个人像青年龚自珍那样感受到大厦将倾的“衰世”气息，有几个人察觉了“将萎之花，惨于槁木”，那个时代，也许只有他的笔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句子：“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
从龚自珍到苏曼殊，承接他们前面纳兰容若的词和黄仲则的诗，一样敏感地呼吸到了末世的空气，一个庞大的专制王朝呼啦啦即将倒塌，所以，他们唱出的乃是末世的挽歌。1816年，龚自珍只有25岁，他的文章议论放在整个近世思想史的平台上却足以光芒四射。康有为推许龚自珍的散文“清朝第一”，恐怕主要不是指文采。年轻的谭嗣同对龚自珍和魏源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千年暗室，龚、魏诸人才算得上是真才。龚自珍有诗：“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在他身后50多年，果然发生了甲午之战，泱泱大国被邻邦小国击败，举国震惊，由此引发维新变法的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