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梅馆记》和后来的315首《己亥杂诗》一样，也是龚自珍本人一生命运的见证。早在1822年他就呼吁改革科举制度，其中恐怕就有自己的切肤之痛。他虽然出生在名门望族，仕途却是那么坎坷，三次乡试落第（1818年27岁那年才中举人），之后参加会试，屡试不第，1821年春就任职位卑微的礼部内阁中书。1829年，他38岁那年才好不容易在第六次参加会试时中了第95名。在殿试的策论中，他提出革新的主张，中了三甲第19名，赐同进士出身。接下来的朝考，他却未能入翰林，考军机处也不成，表面的原因是书法不中程式（“楷法不中程”），深层的原因还是他身上的棱角，他的思想与那个“衰世”的冲突。
1815年是乙亥年，1816年是丙子年，25岁的龚自珍曾以考史、论经、寓言形式写出《乙丙之际箸议》20多篇（“箸议”，就是私下的议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学术、个性解放等方面。其中，他提出了“衰世”这个概念，把三世重新分为“治世”、“乱世”、“衰世”。在他看来，所谓“衰世”就是--
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
也就是说放眼望去，举世都是平庸窝囊之辈，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玩乐，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表面上看起来典章制度俨然，等级秩序严密，礼仪规范分明，一切都像模像样，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官方的统计数字处处让人感到繁荣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一片万马齐喑。不要说朝廷没有像样的宰相，军队没有像样的将军，学校没有像样的读书人，田野没有像样的种田人，工场没有像样的工匠，街市没有像样的商人，就连像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不要说找不到真君子，连真小人也变得稀罕。这就是他概括的“衰世”现象。敏感的龚自珍分明已感受到了“乱亦竟不远矣”。
告别“衰世”，走出万马齐喑的专制长夜，青年龚自珍在内心深处发出了呐喊。他批判摧残人性的软刀子，他相信“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的历史观，他知道“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变是正常的，不变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可能的。“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他用《易经》的语言呼吁变法革新。1817年，他写下《平均篇》，提出调节君、臣、民之间财富关系的办法，主张遏止贫富两极急剧分化的趋势。那时清廷严刑峻法，文网严密，动辄得咎，但毕竟已到了“衰世”，像龚自珍这样叛逆的声音还能发出来，而且并没有遭到什么严厉的处置，专制的链条确实开始松动了。
1819年，龚自珍的朋友庄绶甲担心他以文惹祸，劝他删掉文章中锋芒毕露的观点，“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显然他没有接受。同样劝说他的朋友很多，到了1841年，甚至连他的同道、与他齐名的魏源也写信劝他：不要在酒酣耳热之际放言无忌，以免遭到不测之祸。言辞恳切，完全出于对老友安危的担忧。魏源深知老友的文章关怀现实，不是书斋中的无病呻吟，即使他的诗也多有忧患意识。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大变动的前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前夜。英年早逝、富有史识的张荫麟说，龚自珍属于那种“先天下之忧”的志士，上下古今，经国纬民，痛哭流涕，“以开创风气为己任”。胡适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龚自珍“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一句。面对旧文明无可挽回的衰落，他感叹、他呼喊、他寻找，虽然他没有亲眼看到时代转型的迹象，也并未作出全新的创造。但他知道，“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