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近代中国史或者说文明转型的历史，说到底，是他们书写的，比起那些或打打杀杀，或权谋诡计，你方唱罢我登场，争舞台、争交椅的皇室贵胄、军阀政客，怀抱各种梦想埋头苦干、拼命苦干、得寸进寸、咬定青山的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他们的结局虽然悲壮、伤怀，但回过头来，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在思想文化等领域耕耘的胡适们，他们的精神遗产至今仍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而大大小小的权势人物都已如烟而去。1936年1月9日，胡适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在他们身上已有公民意识的萌芽，在主角意识和配角意识之外，他们在紧贴地面的生活实践中确立了群角意识，不再把目光锁定在单一的权力舞台，他们选择了社会而不是庙堂，不再陷在主角之争的泥潭中，挣扎一辈子，他们的人生理想与古代有了本质的区别，他们带来了近代，也代表了近代，他们通过知识获得了解放，而且播下了文明的种子。无论是实业报国、科学报国、新闻报国，还是教育报国，报国的前提首先就是把自己铸造成器，那就是先要成为一个人格独立的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有可能扮演合格的社会角色，成为自己期待的那个角色，做一块文明的基石。我在西子湖头写下的这本书，就敬献给他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英）卡尔·波普尔，郑一明、陆衡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英）卡尔·波普，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3．（英）H·G·韦尔斯，曼叶平、李敏译，《世界史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
龚自珍与魏源，一个生在杭州，一个葬在杭州，毫无疑问，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有见识的中国人，然而他们一生的命运、全部的遭遇足以证明，古老的农业文明时代已处于无可救药的末世，龚自珍称之为“衰世”，他们敏锐地察觉到古老民族遭逢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是来自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的挑战，一个陌生、全新的世界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并没有惊惶失措，龚自珍主张“自改革”，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的内心无比焦灼、忧虑，姿态却是镇定而从容的。他们位不居庙堂，仕途坎坷，命运多舛，可他们目光远大，心怀天下，与同时代出类拔萃的大臣林则徐辈相比，他们更为超前，更不必说道光帝及其他庸庸碌碌的达官贵人、公卿大臣。龚自珍预感到暴风雨的来临，预感到地层下的山呼海啸，魏源以老迈之身直接看到了鸦片战争的一幕。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龚自珍、魏源，还可以包括编撰《瀛寰志略》的徐继畲等人，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的隐忧，要到19世纪末，也就是过了近60年后，经历甲午战败的惨痛挫折，才真正引起举国上下读书人的震动，逐渐将告别“衰世”的制度改革提到议事日程，此前大家都还在老办法中打转，在什么都貌似“盛世”的“衰世”中混日子。换句话说，在龚、魏谢世半个世纪后，告别“衰世”的努力才真正开始，或者说找到了方向感。在此之前，朝廷内外还沉浸在削平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同治中兴”的梦幻中，王朝仿佛出现了一种回光返照，洋务运动虽然是对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落实，然而只停留在表面的器物这一层，在制度、观念层面的认识上，掌握权柄的人们和醉心于八股的人们完全是一片空白，压根还没明白西方在“长技”背后，支撑着“长技”的那种制度文明。近代文明转型的进程至少耽误、延缓了半个多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