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时候，有一家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很不像话，因为跟弟弟借钱没借到，居然扬言要杀死弟弟。父亲把他叫过来痛骂一顿，大儿子反口还骂，父亲于是下决心，让族人把大儿子捆起来活埋了。这件事情被官府知道以后，就把父亲抓去，起初说是无故杀人，判了罪，但案子送到刑部以后，刑部认为儿子骂父亲本来就该死，执行了私刑就算了，不必再予以追究。这可说是中国法律的一大特色。
中国有漫长的法律传统，却跟现代意义上的法制不一样。这个法律传统是怎么运作的呢？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给出了答案。瞿先生是社会学家吴文藻的四大弟子之一，写这部书时正值抗战，当时他在西南联大教书，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手边没有多少参考资料，居然写出了这本公认的研究中国法律的经典之作。
这本书将很多案例汇编在了一起，这些故事今天看来很不可思议。比如为什么儿子骂父亲犯法，父亲杀儿子可以无罪呢？瞿先生提出，中国的法律系统经历了一个儒家化的过程，儒家的核心理念是“礼”，而“礼”是维护社会差异的工具。也就是说，儒家承认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地位和阶级的差别，“礼”的作用不是要抹平这些差别，而是要维护它。所以才会有种种贵贱、尊卑、长幼之分。所以“礼”的真正意涵就是差异。
而“法”是什么？法家并不否认或反对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差别，但法律的标准应该是相对客观的，因为国之所以治，端在赏罚，一以劝善，一以止奸，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并不因人而异，人人在法律面前均须平等。
儒家认为社会是可以借由道德力量来维持的，如果是有德行的君子治国，下面的人自然可以被他感化而跟随他。当儒家渐渐掌握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之后，法典的编撰也都慢慢靠近儒家的观念了。但法律还是需要的，因为治理国家光讲礼和德不够，只是这个“法”最终还是要受到“礼”的制约，这是中国法律的特点。
瞿先生举了个例子，他说如果真的可以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秦王朝二世而亡呢？秦朝是以法治国的，而且是严刑峻法，但瞿先生认为这种严苛的法律没有适应乡土民间的需要。后来在儒家意识形态的主导之下，中国的法律出现了两点特色，一是关注家庭和家族，二是维护阶级差异。
在家族方面，法律特别维护父权的绝对权威，子女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忤逆父母。比如骂人这件事，一般人骂几句粗话根本谈不上治罪，但一旦发生在家人之间，尤其是晚辈骂长辈，那就不一样了，子女骂父母更要罪加一等。
至于阶级差异，在当今社会就物质享受而言，一个人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主要还是看个人的能力和欲望，跟社会地位的关系并不紧密。一个人人尊敬的诺贝尔奖得主可能没钱买奔驰，但水果小贩说不定哪天也会一身名牌。
但在从前的中国，一个人的物质消费和社会身份地位是紧密相关的，而且这些规矩相当严格，就算你很有钱，如果不属于士大夫阶层，就不能穿某种衣服；不是当官的，房子就不能使用某种材料或者盖那么大。甚至连房子的名称也有规定，比如皇帝住的地方叫宫殿，下面依次可以有府邸、公馆、第、宅、家等。如果你僭越了自己的身份地位，是犯法的。
中国有一句老话“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对庶民老百姓是不用讲礼的，只要用刑法对付他们就行了，而对士大夫阶层不可以用刑。因为在那样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对士大夫动刑法不仅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也是对整个上层群体的侮辱。社会舆论本身就是非常可怕的惩罚，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无异于被社会放逐，很多人甚至无法接受这种失落而选择自杀，所以“礼”的惩罚后果其实并不比“法”轻。
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种很不公平的法律，差异不仅存在于士大夫阶层与普通老百姓之间，也存在于庶民之间，其中最受歧视的一种人被叫做贱民。比如广东沿海的蛋家人[1]，过去被认为是贱民，生下来就只能生活在船上。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港英政府还很歧视这些人，不准他们上岸居住，可见这种阶级歧视是多么根深蒂固。
（主讲 梁文道）
